近年来，中国流行谈有异于旧常态的新常态，所谓新常态新在哪里？较具体地说，它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入中速，是个换档期；二是经济结构进入严峻调整的阵痛期；三是要消化前期刺激政策与过度投资的消化期。
历史地看，自1978年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便进入高速增长期，在2001年进入世贸组织后，增速更是加速；只是进入2015年后，年均增长率便低于7％，通常在6％左右增速，放缓难免令政府收入减或就业难类的问题。这个增速放缓并不是周期性的，而是趋势性与结构性的。
其实，许多国家如大马与泰国也碰到类似的问题。在1987-97年，大马的年均增长率可高达9％，可进入1997-98年东亚金融货币危机后，便进入年均4.5％的中速增长。易言之，早在1998年后，大马便进入了一个新常态。这20年来，增长率长期处于L型平原期。同理，大马的趋势也不是周期性，而是趋势性与结构性的。
所谓周期性是说国内外经济有起伏周期。只是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如越南、菲律宾、印尼、印度等经济增长率并没减缓；反而是中高收入国的大马与泰国趋缓。
伸言之，这是趋势性现象，也就是起点低的国家会较易出现较快的增长，而起点较高的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增速一般不会超过3％。大马在1995年便已进入中高收入国行列，要更上层楼突破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升级入高收入国，阻力就较前大得多。
这涉及了前期增长动力的课题，大体上言，经济增长有不同的方式。在低收入国或中低收入国（人均收入大体上在1000美元与4000美元），可以依靠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本等（称为生产要素）驱动增长。这类型增长也称为粗放型增长。粗放型增长可因投入的要素增加而扩大产量与增速；只是，这主要是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
中等收入陷阱
量变达到一定量后，可做为质变的基础，但未必成功。中等收入之所以是陷阱关键便在于能否出现质变。其中最重要的是产业结构的优化或称为产业升级；若能升级便能释放新的功能，进一步推动更高层次的质之增长，也称为集约型增长。
就大马与中国而言，驱动增长的动力主要靠投资、消费（内需）与出口这三大动力中的投资与出口。大马在1987-97年主要是靠高投资与高速出口。1998年后，由于投资大幅下跌出口增速也大减便转靠内需。只是，由于产业没有充份优化，依然停留在依靠投入劳动力（外劳），硬体建设与房地产，以致人均收入没有大幅提高。这就限制了内需的潜能。
近年来，大马家庭债务已高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近90％是亚洲居前几名的高家债国，可以说，这个靠内需驱动的动力已达高危水平，难再发挥作用。
伸言之，大马要更上一层楼已不能再靠单纯的投入型粗放增长。因为粗放型增长虽能随著投入量的扩大而扩大产出，可却因生产力不能相应提高，而难大幅提高普罗大众的收入水平。普罗的收入水平不能大幅提高，内需自然也受限。
要改变这个格局，便得转型为集约型或创新型增长。创新是今天流行的用语，大家都大谈创新，只是如何创新，由谁来创新？这可从供给与需求两方面来谈。首先最基本是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得使尽可能多的工作人口具有实用知识与技能，这是基础。
要使人民有实用的知识与技能，不能靠市场，而必须靠政府。因为有实用知识与技能的国民是公共产品；任何公司均可利用。故一般上，企业不会大力投资于人力资本。因此这个责任就落在国家。德国能在19世纪后期在工业上超越最早工业化国家英国，靠的便是国家推动的教育与培训制度。
台湾韩国能在1980年代成功转型升级，也与教育与培训政策偏重实用有关。如模仿德国偏重技术与职业教育。企业与产业才能转型升级。
除了人才培训外，企业本身也要具有企业家精神，敢拼敢赢。一般来说，人多具有惰性，不激不发。因此，要激发企业家的创业创富精神，就得塑造适用的环境，特别是适度的竞争。一国若法治不彰，权钱交易盛行或不劳而获寻租行为过于猖狂。这样的国家难出名符其实的企业家。
此外，发展新产业也是重点，特别是具有高增值的产业如近20年来新加坡的制药业便很发达，也创造了许多体面工作机会。台湾在电子产业方面，如台积电生产的蕊片便是高增值产业。高增值产业的出现，即得靠市场也得靠政府的产业政策。
许多发展中国家均有产业政策，只是这些产业政策通常以失败告终。之所以，主因在于不能唯才是用，而是常因钱权交易或不当的利益输送而使被扶持者或公司缺乏进取心，只想靠政府关系赚快钱，而不愿意为图上进力争上游。
更深层地说，产业升级还涉及了产业布局的课题，如产业集群（industry cluster）的概念。这其实是个协力也就是要发展一个产业也得考虑及如何把相关的企业相对集中于一地区的战略，如美国矽谷，中国的中关村或台湾的新竹科学园区等。
客观地说，在当代要发展高增值产业是很排他性的，因为每个国家，包括美国均想把高增值产业留在本国，以便为本国创造体面的就业机会。因此，中小型国家选择产业时要有针对性而不宜盲目横行，以免浪费可贵的资源。至于什么产业适合本国就得集思广益，政官商学各方面得合作才较有可能取得成功。
大国如中美印（度）等由于市场规模大更易发展需要规模经济的产业如汽车，可中小型国家得依靠周边国家的合作才较有可能突围。新加坡这个小国最清楚这个道理，也因此最积极于各类的区域整合与经贸合作。小国如瑞士、荷兰、丹麦等能出现世界性的进入全球500大的企业靠的便是国际力量。大国规模大，较可依靠本国实力，可小国就得更懂得善用外力，而不宜过于自我中心划地为牢。
大马缺乏体面就业机会
对大马而言，要成功升级，首要是搞好供给面的困境，特别是人力资本的大力投资，有了价廉物美人才，自然有识货人会善加利用，即使本国人才一时在本国缺乏理想出路也可出国谋生赚取外汇繁荣本国，如印度、中国、菲律宾等，便是有可观侨汇的国家。
大马在新加坡的马劳也对大马经济，特别是房地产，有不少的贡献。大马是个缺乏体面就业机会的国家，要加速社会流动与减少贫穷差距，出国谋生不失为一个出路。在国外的人才也可能会据此而发现新机会（也是一种创新），最终利惠本国与居留国。
大马在1977年便已从低收入国升级为中低收入国（约960美元），当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才280美元。可2020年时，中国的人均收入排名已超越大马（中国第63，大马第64）。显见大马不但早被台韩超越，连1978年才开始搞改革开放的中国也已赶上大马。这是个值得警惕的趋势。
大马人若再自我满足，自以为是，钱途可说堪忧。大马人真的要力争上游了，而如何做好供给面的功课则是攻坚克难的首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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