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系列“芬兰化”举动的佼佼者当属芬兰总统巴锡基维（Paasikivi）及凯科宁（Kekkonen），两者所执行的战后政策一般上称为：巴锡基维-凯科宁路线，这个路线逆转了芬兰自独立以来长期忽视俄罗斯战略需求的灾难性政策。芬兰只是一个小国，他们不可能得到西方的实质援助，他们必须时刻掌握及记挂苏联的态度以便赢取后者的信任。
为了达到这个外交目标，芬兰必须牺牲一些经济上的独立和言论自由。巴锡基维-凯科宁路线不仅是政府的政策方针，同时也是芬兰社会的共识，由于这两位总统获得苏联当局的高度信任，因此芬兰不像一般民主国家般更换总统，而是由其二人长期执政高达35年。
1973年，在芬兰与欧洲经济共同体（EEC）进行磋商时，凯科宁亲自拜访苏联向勃列日涅夫保证芬兰与EEC的关系绝不会让芬兰在经济上融入西方，同时也会与东欧共产国家达成贸易协议，并保证苏联会获得最惠国待遇。为此芬兰议会紧急立法，推迟总统大选及延长凯科宁任期让苏联当局相信凯科宁具备履行承诺的能力。
在此之前，芬兰政府则拒绝了美国提供的马歇尔计划以向苏联表达芬兰绝不站边的立场。正因为巴锡基维-凯科宁路线与苏联当局建立了很牢固的信任关系，曾有人问斯大林为何不在芬兰建立共产主义政权，斯大林才会回答道：“有了巴锡基维，为什么还需要芬兰共产党？”。
民主主义者不会明白芬兰这一系列“自我阉割”的行为，美国著名学者贾德戴蒙（Jared Diamond）在其《动荡》一书中曾提及当他质问芬兰友人为何事事都对苏联委曲求全，如此担心苏联入侵。他说万一苏联入侵芬兰，美国一定会保卫芬兰，他事后回想起来发现：“……再也没有比这对芬兰人更残忍、无知且无礼的话了。”
芬兰从自己的历史中学到教训，生存和独立要靠自己，唯有苏联感到安心，同时信任芬兰，芬兰的处境才会安全。因此芬兰外交反复重申著一个主题：我们的地理位置永远不会改变。
芬兰外交路线
也正因为如此，凯科宁总统在自传中才会说到：“……一个国家应该只依赖自己。在这方面，战争岁月已带给我们昂贵的教训，经验也告诉我们，小国不允许在外交政策中参杂情感。现实的外交政策要奠基于对国际政治基本因素的认知，亦即国家利益和各国之间的权力关系。”，此番言论与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的真实政治（realpolitik）哲学不谋而合，只不过俾斯麦代表的德意志帝国是一个博弈者，而芬兰则是奋力在钢索上保持平衡的棋子。
芬兰外交路线的具体成果体现在芬兰不再面临苏联入侵、芬兰共产党式微。政治稳定带来的好处是芬兰国内教育水平极高，芬兰成为高技术产业出口国，由独立后期的贫穷国家摇身一变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之一。而这一切的代价在民主国家来看都显得不可想像，可是芬兰的成就却也是举世瞩目的。
在如今的东欧大陆多事之秋，芬兰人的经验尤其有反思的价值，一个国家的存续始终必须符合其所面临的历史地理及文化条件。总有人认为弱国无外交，但是芬兰告诉了世界，弱国尤其需要外交，只有让强邻认识到其灭绝的代价与存续的价值，弱国才能够在钢索之中始终保持平衡。希腊诸城邦无法彻底打败波斯，但是温泉关与萨拉米斯让波斯认识到征服希腊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因此希腊文明才能在危机中求存，继续在世界历史中绽放。
小国的外交关系本就错综复杂，也应该如此，只有与各强权高度连接，与各种利益关系进行深度捆绑，才是小国利益的最大体现。因此，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不能够以家务事来论断，但同时也不存在让意识形态与情感喧哗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