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猪仔课题成了中文媒体的热门课题。事缘缅甸、泰国、寮国，特别是柬埔寨等东盟国家有不少黑集团诱骗懂华文华语的中国台湾与马新等地的华青到其地发展。可实际上却是从事网络诈骗活动。若业绩不佳还会受到苛待，可谓现代版猪仔。
这类黑集团能够那么猖狂恐怕与当地政治与官方人物有利益挂钩，否则岂敢那么无法无天又那么难取缔!显见，这是个政商官三方有勾结的勾当。
为何这些受害者被称为猪仔？自有其历史渊源。历史地看，早在15世纪葡萄牙便在非洲沿岸掠夺黑人从事奴隶贸易，后荷兰人、英国人等也跟进。其中，英人在18与19世纪初期与中期是最大的奴隶贸易商。在亚洲，荷兰人早在16世纪便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掠夺中国人，当作债奴卖到爪哇。
这些债奴得为买主工作一段时间才可能还清旅费（船费加伙食费等）。据此而论，早在1550年，亚洲便已有奴隶贸易。
至于猪仔贸易，主要盛行于1820-1870年代的中国沿岸与东南亚。其中，澳门是最早与有最多猪仔馆的海港。之所以，因为葡萄牙人是西方人中最早来到亚洲的海上民族，也从清朝政府取得澳门的使用权。
所谓猪仔，在当时也称为苦力（Coolie）是一种契约劳工。虽然形式上是契约劳工，可实际上有多种形式，一种是自愿签约，如陆佑这个曾是马来亚首富的白手起家者；一种是诱骗，如今日以高薪诱骗华青到其地从事诈骗活动；也有一种是拐带或掠夺。
这些猪仔被送上船后，便被挤进超载的船，通常是拥挤不堪。这是因为船主或人贩子要赚超额利润而不顾及安全与卫生。因此，其航程也被形容为“海上浮动地狱”，死亡率颇高，特别是运往美洲（如古巴与巴西）或非洲（如南非）的航程死亡率可高达近30％。
这些人为何在中又被称为猪仔？据知，是因为这些航程中的劳工在吃饭时，是用类似喂猪的木盆，而且在呼喊吃饭时的呼叫声类似叫猪吃食物的声音故名。这是根据林则徐在1839年给清政府的奏折《查明外国船只骗带华民出洋情况折》的奏折中描述的出处。当时林的用语是猪崽。猪崽即猪仔，即小猪之义。
内外因推动
实则，早在1827年便已有人写到广州“卖猪仔”之事。也就是说，早在1827年文献上便已有猪仔这用语。这是广府语。因为，在清朝时广州是唯一合法的通商口岸，直到1840年代鸦片战争后，厦门、福州、宁波、上海才跟著开放。
猪仔通常被集中于港口一带的客馆或招工馆（俗称猪仔馆）以方便买卖。这些猪仔馆设计如监狱，门户森严，门口挂上招工招牌。澳门、汕头、香港、新加坡是猪仔馆的集中地；其中，新加坡是东南亚猪仔买卖最盛的港市，可说是猪仔的集散地与转运站。
历史地看，早在1800年，槟榔屿便已有猪仔贸易，在1810年代平均每年有500-1000猪仔被交易。在1840年代，新加坡大体上每年有上万名猪仔到岸。买猪仔者多是矿主或种植园主。19世纪是猪仔贸易最盛时代。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因为这时期也是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高潮期，对劳动力的需求旺盛。这是造成猪仔贸易旺盛的外因或拉动因素。
从中国方面看，18世纪是中国多难时期，一方面是人口从17世纪的约1亿多人剧增到19世纪中期的4亿人，以至出现地少人多，流民剧增的现象，他方面也因为政治动乱而导致民不聊生，外加上被列强入侵，赔款累累，人民普遍缺乏出路，这自然也促进猪仔贸易。
易言之，这是个内因（推因）与外因（拉因）综合致成的后果。当然，最重要的因素是清政府既无力安内也无力攘外的后果。
因此，从性质上言，整体上说，华工的南下是种生存型移民，是被生计所逼不得不找出路的被逼型移民。这与今天的猪仔性质不尽相同，今天的猪仔主要是人往高处到更上层楼的发展型移民，也就是说当代华青猪仔并非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往外走，而是要谋求更高的薪酬与发展而出走。
进而言之，早期的猪仔多是目不识丁的体力型劳工者，而今天的猪仔多是懂得华语华文的脑力劳动者。
毕竟，时代不一样了，移民的性质也有所不同。人往高处望是人之常情，至少也表示这些行动者不甘于“躺平”的高成就动机者，是值得称许的，只是在这盛行诈骗的时代，也应小心行事，特别是那些待遇好得难以置信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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