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日，是新闻自由日，只和劳动节相隔一天。身为报社杂工，这一天让我想起，所谓的新闻自由，与媒体员工的饭碗无可分离。
新闻界就如饮食界。企业自诩产品营养丰富，是否货真价实，胥视消费群体是否以行动对品质有所要求。如果劣质报道会造成失去广告客户或惹官司，任何媒体都会战战兢兢地管好新闻报道素质。反之，如果顾客只要求煽情、色情、满足消费欲，只要不会丢客户、惹官司，即使产品营养程度屡创新低，媒体也不会在意。
媒体是资讯工厂，赶出货的效率最重要。完全容不下思考和反省空间的生产线，很常见。在媒体生产线赚钱开饭，是非黑白的定义总是由大队决定。不管新闻内容被扭曲得多么离谱，大伙儿若说没问题，就是没问题，你硬要说有问题就准备吃苦头。在一个几乎全员只懂汉语的媒体公司，没有人会在乎翻译错误的后果，也没有人拿得出时间去校对。只要不会丢客户、惹官司，冯京翻译成马凉绝对不是问题，反正没有人会去看原稿。
这类媒体掰出的社论，高谈第四权、新闻自由，读起来就像是快餐店高谈均衡饮食和粮食保障。
新闻自由，对依赖媒体机器开饭的打工族而言，就不过是稳妥跟大队，不招惹麻烦的自由。薪水越低，每天的精力和时间几乎都花在保住饭碗，媒体员工就更找不到理由去在乎社会公义和环境正义。
2017年2月13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被暗杀。日本媒体富士电视随后在19日，独家播放案发现场闭路电视录影片段。日本网媒《Litera》编辑部在21日引述消息称，在吉隆坡机场值勤的日本媒体团队遇到某个“经纪人”（broker）向他们开价500万日圆（约16万令吉）出售该闭路电视记录。“不管怎么看，那影片似乎是从机场职员或警方那里流传出来。”基于明显的触法风险，一众媒体人起初是举棋不定。然而，随著富士电视付钱，其它媒体也跟著要一份。
《Litera》编辑部为此提出质问：为何日本媒体对金正男事件是狂热到不惜以不法管道挖料，对日本国内重大议题却不见得有这样的报导？这样的态度，和朝鲜中央电视台有什么差别？
若以《Litera》编辑部的逻辑，去质问本地媒体为何对国内财阀舞弊课题沉默，遇到像客工之类的课题却火力全开尽情渲染，我想，背后的理由不难理解：这种炒作手法，不会丢客户、惹官司，读者也爱看。
然而，这种风气总有代价、报应。
捍卫新闻自由没用？
以环境公害课题为例，长期偏颇的报道，会造成广大群众对灾祸肇因完全无感，出事的时候更是因著长年的偏见而错误归咎受害者，肇祸方反而受到袒护。在传染病课题，人们会渲染客工的肮脏，对宿舍卫生条件问题和国内建筑通风设计问题则只字不提。在土崩课题，人们会选择否认种植业开发山坡造成的危害，把灾难说成是天灾。物流和开发技术的演进，意味著远在天边的祸根随时会杀到眼前。“那么遥远的事情，与我们无关”，这种自我安慰说辞，早已过时。
所以，捍卫追查真相的新闻自由，虽然有丢客户惹官司的风险，其实是长远务实的自救本钱，绝非空洞不实际的理想主义。
但是，如今媒体圈子的利益生态，不太可能有所改变。华社不少媒体的存在理由，本来就是为了服务华团和华商，循规蹈矩、避重就轻才是份内事。所以，捍卫新闻自由，在新闻界其实是违反常态的异端。我想，与其一厢情愿的把捍卫新闻自由视为媒体机构份内事，不如搞清楚各个机构在新闻自由方面是打著什么利益算盘。
比方说，甲报社就只在乎报道社团动态的自由；乙电台的要求是自由自在的报道明星绯闻；丙网媒则要求自由压制金主竞争对手的批评，并把异己的批评控诉，都称为威胁新闻自由。搞清楚了各方对“新闻自由”的定义，就无需对这些集团有过高的期望，及早在公共利益课题和这些圈子的媒体人划清界限。
另一个残酷事实是，加入有志于为新闻自由斗争的媒体机构，这种饭碗与原则高度兼容的机会并不常有。在一个漠视新闻自由的社群，想要在新闻界为公共利益做些得罪权贵财阀的调查和报导，需要冒著极大的风险，对低收入的媒体人而言，更是形同赌上身家。
该如何应对这样的僵局，日本记者清武英利于2015年4月2日，在日本外国特派员协会发表的演说，尤其值得参考。他呼吁退休媒体人重返新闻采访前线，凭著多年的经验撰写调查报导，以回应日本主流媒体对政商弊病日益沉默的现象。
正视圈内问题
看过美国电视剧《东京风云》（Tokyo Vice）的观众，应该会认识故事主角杰克阿德尔斯坦（Jake Adelstein）。清武英利就是这故事原著作者昔日在《读卖新闻》担任调查记者时的上司和导师，或说是他的师父。
“调查报导是即使单独一人也可以做到。365个新闻老将如果每人就一年完成一篇报导，读者就可以全年每一天都有调查报导可阅读。”
有别于媒体工厂生产线的运作，退休后的资深媒体人可以善用时间和财力，专心抽丝剥茧挖掘课题，弥补日常生产线形成的资讯空白。此外，清武英利还邀请在主流媒体大集团任职的记者们，在自家机构以外透过多方管道发表报导。
然而，我想，如果资深媒体人圈子习惯闲时为“路边社”贡献谣言，或是当政商圈子的文字打手，就难以指望他们拿出意愿，冒险得罪企业和社团。也许，在马来西亚较为实际的做法，是开办类似收容所的慈善服务，为那些因著据实报导而陷困的媒体人，提供财务和法律服务。
根据无国界记者“2023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马来西亚今年的排名从去年的第113名猛升至第73名。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是好消息，但别忘记今年有不少国家的新闻自由遭受大冲击。排名大跃进，可说是受到别人的狂跌而相对提升。凭著这消息而自满，就像民主意识低落，却单凭一场选举成绩改朝换代的民众，自诩“高度民主”那样自欺欺人。
媒体界若不正视圈内问题，即使是侥幸攀升到全球新闻自由前10名，国内底下层弱势的声音依然会被无视，媒体人也无力反抗偏颇报道的常态。
面对重重困难，媒体人要如何逆流而上捍卫新闻自由？清武英利认为，这就要看媒体人自己入行的初衷。想要坚持到底，那种精神是近乎武士道精神。所以，如果你的媒体同僚对新闻自由嗤之以鼻，而你却为著新闻自由课题而焦头烂额，尊重他的选择吧，同时也请重视你的坚持。
这年头，只有坚持原则的怪咖，才会在乎新闻自由。怪咖诸君，乾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