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与东南亚便已有交通与贸易的往来。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时，便提到南洋各地的唐人或华人。实则，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之一便是要劝导寄居南洋的华人回中国，而不要长期流寓海外。
清朝时期则严禁中国人到海外。这个海禁政策延续到1860年才正式取消；只是，尽管如此，依然有不少中国 人 到南洋谋生与发展。
在1860年之前，流寓南洋的中国人多被视为不良流民，甚至是汉奸，一直到1860年代中期，清庭才逐渐改变对海外华人的看法，甚至有意利用海外华人帮助中国的发展。1877年还在新加坡设立了海外第一间领事馆，而且还致力防止华人脱中华化的文化与教育活动。
在1890年代与20世纪初，新马两地还兴起了复苏儒家思想与伦理的运动，如孔教运动。其中一些领导人如林文庆医生，不但致力于儒教复苏运动与鼓吹华人脱巫入华，也推动不少社会文化的改良运动，如剪掉辫子、废除缠小脚、反吸鸦片、改革一些不当的民俗（如吵吵闹闹的丧礼）也大力推动女性入学运动，认识到女性受教育的重要性。
因此，可以说当时搞儒家复苏运动者并不是一般意义的食古不化的文化保守主义者，而是温和中道的社会文化改良主义者，他们认为儒家思想有其合理性与普适性。他们虽非政治活跃份子，却也支持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起了变法维新运动。1898年百日维新失败后，其领导人康有为还在1900年移居到新加坡鼓吹其立宪君主制的保皇思想。在1900年代，康梁的保皇思想颇受当时华社的欢迎。
只是1906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新加坡成立后，保皇思想便受到革命党人的挑战，两派还拥有各自的宣传工具，如保皇派的《天南新报》与革命派的《中兴日报》。这两派的宣传活动最终改变了华社的性质，使华社从一个乡民社会变为一个关注中国的中国民族主义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保皇派势力一落千丈。可以说，1900年代是新马华社出现“质变”的第一期，这个质变在性质上是政治性的质变，其塑造了华侨民族主义，孙中山便据此说：“华侨为革命之母”。
1919年中国爆发了政治性的反帝国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爱国主义运动。这个政治示威运动最终演变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文学运动。其基本特征是强调民主与科学，认为德先生（民主，Democracy）与赛先生（科学，Science）是中国走向富强出路。换言之，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没能搞清楚这其中因果关系。
应该说，他们有些急功近利的功利思想，也无可厚非。毕竟，1840年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长期积弱不振，丧权辱国使得他们容易接受弱肉强食的适者生存思潮（胡适改为胡适之便是一例）。 约言之，可以说反传统是20世纪中国的主潮流，尽管也有人出来护卫传统如新儒家，其声量也极有限。
尽管在19世纪时，华社基本上依然是方言社会，识字率也偏低，可由于1880年代以来出现了不少日报与期刊，加上文人南渡也使这反传统思潮传到了南洋，特别是新加坡这个港市。其后果之一便是华社文化与文学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质变。
从文艺（文学与艺术）的角度看，进入1920-30年代，马华文学也出现了新型文类与写作题材，如流行起新兴文学或普罗文学，奠定了马华文学写实主义的基调，与此同时1900年代兴起了新式教育潮也扩大了思潮的能量。进入1920年代后，华社兴起以华语取代方言教学的教育质变。办校也不再限于方言群学校或只雇请或只收本方言群师生，而是开放给所有华族，使华族强化了跨方言群的同类意识与华族皆为一体的认同意识，这也是一个重大的质变。
由于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强调文化与文艺应反映此时此地当时当地的生活现实，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强调南洋色彩的萌起。只是，由于1930年代抗日运动的壮大，这一股强调南洋色彩的主张也被抗战文艺所淹没。一直到1940年代后期战后才再度崛起，可也因紧急状态的发生而又沉寂下来。
进入1950年代后，由于中国变天及南洋各国纷纷独立，马来亚也进入争取和平与独立阶段。在这时期，许多有识之士呼吁华族得重视公民权，而兴起了争取公民权运动，促使华族从落叶归根的华侨转型为落地生根的华人。
从文艺思潮角度看，这时期也兴起了爱国主义（本土化）与反黄运动，其特征之一是，有更多的文人强调马华文学的独特性。文艺本来就是能反映此时此地当时当地情境才能引起当地读者的共鸣。这个强调本土独特性的潮流也可说是势所必然迟早会发生的潮流。写实主义本身便带有这个内在因素，只是在马来亚写实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左翼思潮的发展。
大体上言，在1930-60年代，左翼思潮在马来亚逐步加强，影响了许多华校生。虽然自1920年代以来，国民党的右翼思想也占有一席之地，可却被非主流化。至于英校生，即便具有左翼思想也多是温和中道的英式费边主义（Fabianism）或左翼思想如1950年代初期，不少劳工党的领导人便是这一温和左派。
理论上言，左派是不谈种族而著重阶级的，只是在大马由于政治和人口结构的因素，即便是左派也免不了受到种族特别是语文民族主义的影响，以致造成华基劳工党与巫基人民党这两个左派政党分裂，终而让第三势力崛起，如行动党、进步党和民政党等。
自1969年513事件后，华社又起了一个变化，如在思潮上不再那么强调阶级而更重视民族自救，特别是语文、文化与经济自救。 本来1950-60年代爱介绍友族文化与生活状况的文人也不再谈族际沟通的课题，而转向重视华人研究。
从思潮上言，1970年代起是华社重视华人研究的质变时期，一个实例便是华研的产生（1985年）。进入1990年代华社变得更重视跨族群合作而不是单纯的只偏重华族自救。之所以在于更多人认识到单靠华族自救，其效果有限，只有争取到友族的合作，才可能取得合情、合理、合法的权益。这一点也可见之于1999年华团提出的大选诉求中。这其实是一个跨族群著重社会公正而不是只著重华社权益的诉求。尽管如此，还是遭到巫统的激烈反对。
进入21世纪后，随著时势变化，华社也出现了世异而事异的思潮，其中又以支持主张多元主义，良好治理，反腐倡廉的巫基政党为主调，如人民公正党。公正党的出现是大马政党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马来族与非马来族的思想与关系。
可以说，当前大马华族基本上已被公正党绑架。尽管对安华与公正党也有不满，可出于大局的考虑也坚定不移地一致支持公正党。可以说大局思想是当前大马华族的主流思潮。
毕竟，不管如何大多数华族会认为，主张多元主义与良好治理与反腐倡廉的公正党比种族主义本位的巫统或宗教本位的伊党可靠。出于这种大局思想与安全需要，公正党反而被视为华社最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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