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庆主题定为“昌明大马：与民同在”（Malaysia MADANI: Rakyat Disantuni），除了沿用昌明大马标志作为官方符号之外，主题背后意在强调政府保障人民福祉的任务，同时呼应昌明大马所倡导的团结与繁荣价值观。
所以我们能看到今年的庆典延续了去年的精彩，亮点纷呈：改编版《甜蜜蜜》歌舞表演惊喜登场，RIUH Merdeka 倒数国庆则以舞狮压轴呈现，惊险的梅花桩演出更与国庆主题相互呼应，赢得满堂喝彩。
而在庆典之外，政府也先行推行了许多政策，贯彻昌明政府照顾民众、与民同在的目标。6月时，政府便宣布延续“一屋一国旗”倡议，并扩展至工业及政府机构两个类别，鼓励人民在住家、办公室、商铺、政府建筑甚至私家车上悬挂辉煌条纹。而“慈悯基本援助金”（SARA）的公布，也展现了政府将收入惠及人民的善意，凡18岁以上国民皆获得100令吉的援助金，确实是不分种族、不分群体，帮助了许多有需要的人。
可惜，悬挂辉煌条纹的爱国举动，最后演变成了“挂国旗风波”，慈悯基本援助金对大部分人民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这些可以配合国庆主题的活动，都成了舆论的焦点。这不仅让笔者思考，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此断定，今年的国庆主题“与民同在”，已经沦为一场表演，以及一句口号。
因爱国而挂，挂了却不爱国？
在槟城，一名华裔店主因无意中倒挂国旗，迅速被网民与部分政客放大解读，甚至上升至“侮辱国旗”的层面，由此引发民族情绪与政治争议，事件持续发酵。自此，不少民众对在家门口或车上悬挂国旗产生顾虑，担心一个小小疏忽便可能招致网路“抹黑”或政治攻击。
对此，有评论直言，这正是典型的“小题大做”，将“爱国”工具化、政治化。
在八月自发挂上国旗以庆祝国庆、表达爱国情感是行之有年的活动。笔者与许多民众一样，原本也单纯想透过国旗表达对国家的热爱，却发现这种自由似乎存在隐形的限制。
进一步翻阅《尊重国家象征》手册才发现，一些公众认为理所当然的做法，竟可能被视为“不尊重”。虽然马来西亚通讯部副部长张念群在《东方解读·国旗特备》受访时强调该手册并非法律条文，但她也提醒，若行为被认定为不尊重国旗，政府会严正对待；尤其任何人在未经允许下滥用或修改国徽的行为，更已触犯《1963年徽章及名字（防范不当使用）法令》第414号法令。
问题在于：现有法令是否清楚界定了国旗的使用方式？抑或依然留下模糊空间，让政治氛围和舆论来决定“尊重”与“冒犯”的界线？
倒挂国旗事件说明，身为国民，我们应当理性看待，避免随之起舞，更不该在网路上煽动族群情绪，而应以冷静、理智的言论回应，避免破坏社会和谐。同样地，人民代议士也不应为了政治利益而消耗甚至伤害人民的爱国情感。
与此同时，政府与社会应当营造更开放的空间，让人民能够以自然、自主的方式表达爱国，而不是在压力或功利化的环境下被迫表态。
庆典圆圆满满，补助斤斤计较
另一方面，政府的“慈悯基本援助金”（SARA），让符合资格的人民领取一次性100令吉，也在8月31日国庆日这天可以正式使用。笔者认为，这笔援助金虽然象征著“与民同在”的善意，却也衬托出国庆氛围的矛盾：一边是昂贵隆重的庆典表演，一边是全民斤斤计较那区区100令吉的现实。
马来西亚消费者协会联合会（FOMCA）针对这项政策发表过评论，称这笔援助若善加利用，确实能帮助家庭购买更多必需品，产生实际的节省效果。该协会认为，这100令吉不仅是一份补贴，更是一种象征，反映政府与人民在高生活成本下共同承担的精神。
这也是笔者非常认同的一个观点：慈悯基本援助金确实有帮助，但其象征意义、精神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根据政策，慈悯基本援助金包含了诸多限制。其一，支付方式限制，人民和商家需要透过另一套系统去消费这笔金额，增加工作流程。其二，消费地点限制，仅限全国4500家商店，对偏远地区的帮助几乎为零。其三，消费商品限制，进入指定店家以后还得搜寻指定商品，增加采购的时间成本。其四，时间限制，仅限8月31日至12月31日，人们必须在限定时间内消费完毕，否则金额回收。其五，金额限制，100令吉实际上连一个月温饱都提供不了。
我们且把获得援助金的人们分成两类：第一类是对这笔钱需求不大的人，看到一笔援助金竟有五种限制，自然会诸多抱怨，体会不到政府与民同在的精神。而第二类人，对这笔钱有需求者，也要在同时符合上述五种限制的情况下才能享受到这笔福利。
想像一下，一位住在偏远地区的低收入户，不能在就近的巴刹里找那些刚刚捕鱼回来的渔民买新鲜又便宜的鱼，不能向农夫买没有中间商的便宜青菜，必须去政府指定的商家，购买加上了店租、运输、中间商成本以后价格更高的商品，100令吉的购买力剩下多少？几包米、几桶油就花光，想买点蔬菜鸡蛋，都随时会超额。
若他们还对政府感恩戴德，那肯定比热衷于炒作国旗的政客们更爱这个国家，绝对是精神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如果说“挂国旗风波”折射的是执法与民意之间的落差，那么“100令吉援助金”则映照出民生与政策之间的尴尬。前者让人质疑：爱国心是否可以用强制与罚单来丈量？后者则引发另一层思考：在生活成本高企、人民实际困境未解的情况下，象征性的援助究竟能带来多少慰藉？
两件事看似毫不相关，却都凸显了一个相同的问题——政府在塑造国庆叙事时，往往停留在形式与口号，而人民所感受到的，却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
当我们把国庆当作“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次年检，就会发现：象征需要温度，政策需要力度。挂国旗不该成为互相指控的借口，100令吉也不该只是节日里得到。
真正的爱国，是让更多人愿意在没有恐惧的日常里，把国旗挂得正确；也是让更多家庭在帐单面前，多一点不必精打细算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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