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指南只是普通法的一部分，但是范围广泛。涉及者往往因证据不足没被治罪，但公务员行为失当法却是替代法律。”
他举例，执法人员涉及黑帮活动，可能背后存有贪污的动机，却没证据，通过此指南就可以通过所掌握的证据来展开调查，但首先要证明相关执法人员与黑势有联系。
执法检控须分立
“香港过去曾援引公务员行为失当罪指南审理数宗案件，当中有的成功，有的失败。但是这些经验都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如何更有效地执法这项法律。”
他表示，过去数个类似案例带到香港终审法院，法官为公务员行为失当的罪刑，订下数项成功检控的元素，主控官以此做为是否检控的标杆，包括考虑案件的严重性。
询及大马反贪委员会做为一个执法机构是否应该同时拥有检控权，他认为，执法机构不应该兼具检控权。
“执法机构会欢迎这举动，但做为政府行政官员，你肯定会反对这项建议。即使是反贪局也应受到某些机构的监督，你不能够单独行事，完全不受任何机构的监督。”
各国司法差异 欧盟研发分享资讯系统
贪污赃款普遍透过多个国家流动，欧盟反贪污署署长乔凡尼凯斯勒表示，欧盟成员国之间虽然资金流通，但法律司法各异，为了克服此难题已研发能分享资讯的共同系统。
他表示，欧盟目前面对在反贪方面的挑战是，欧元能在27个成员国里面自由流动，但各国国有国法，司法领域和执法单位也各异，因此欧盟在“分而治之”情势下面对严峻挑战。
他指出，“若有关贪腐资金流动遍布5国，我们就要面对5个不同的法律，司法领域和执法单位。有时甚至仅因没有获得某个国家的某个资讯，最后导致涉案者提控不成立的问题。欧盟有必要成立共同的法律和技术机制，以跨越上述障碍。”
勿等民众投报
他是在吉隆坡城中城会展中心“第6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大会”的研讨会上，如是表示。
国际警察反贪智囊团成员麦克寂罗多则表示，若要能有效打击贪污，不能只能人民投报，而必须走出办公室，揪出不起眼之处的贪腐官员。若以人口贩卖的贪腐来看，涉贪官员通常是犯罪网络的一环，因此必须仔细剖析该网络的运作。
他表示，反贪会有必要在国内和国际层级，针对策略性目标进行主动的卧底侦查；同时也要建立知识库，甚至是他国反贪组织的信任，以利跨国资讯共享。
香港立法管制监听保私隐
香港廉政专员白韫六表示，政府部门早前被允许监听，后来基于法院认为监听侵犯人民隐私权，旋即香港政府通过《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ICSO），所有监听必须在兼顾民众隐私权的情况下进行。
他表示，早前政府被允许监听，但2005年香港2个地方法院判例裁决导致相关权力受到挑战，除因公共安全和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有关机关依照法律程序对通讯进行检查外，任何部门或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居民的通讯自由和通讯秘密。
他指出，香港立法会在2006年通过《截取通讯及监察条例》，并且规定有关监听的命令，只适用于最高刑期超过7年的“严重罪行”；而秘密监察的命令则适用于最高刑期超过3年的罪行。
他是在“第6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大会”研讨会表示，在香港的《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指南下，即使没有贿赂，却有偏袒行为，照样会受对付。
“举例来说，如果官员没有收取贿赂，但却为了自己下份工作前途铺路而在工作过程中偏向某些人士，也会因此受到对付，可能会受到公共服务局的纪律对付。
台湾廉署初哥成绩亮眼
台湾法务部参事陈文琪表示，虽然台湾法务部廉政署去年才成立，但过去多年的肃贪工作已揪出多名“大鱼”，涉案的高层官员包括刑事局主任秘书、前消防署署长、行政院秘书长等，肃贪力度获民众好评。
询及揪出涉案高级官员的反贪会是否面对政治压力，她表示，“反贪会为中立的机关，职务上有其中立性，因此并未发生反贪会官员因为揭露弊案而受压迫或官职受影响的问题。”
她也表示，除了肃贪，廉政署也会列出容易滋生贪污的领域，分析该领域及预防贪污。“较易出现贪污的领域为公共工程、公务员、基层警察、采购部等。”
她指出，反贪若要成功，就必须有全民共识，并且深入基层。台湾廉政署成立“村里廉政平台”来监督并传播反贪观念，如监督台风灾害后的各种重建工程，目前成效显著。
法务部廉政署副署长张宏谋则举例，台湾八八风灾后政府拨款540亿台币供数年的水道整治费用，有关拨款是由经济部、水利署、公共工程会、地方检察署、工程单位等机构共同监督采购和执行，同时资讯也对外公布，以免民众误解有关工程出现舞弊。
陈文琪和张宏谋是率团出席吉隆坡城中城会展中心的“第6届国际反贪局联合会大会”与多国代表交流后，对记者如是表示。
她也指出，台湾目前已有《利益冲突法》《政府游说法》《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普通治罪条例》，还有鼓励举报弊案的《证人保护法》，让台湾在这方面的法律标准符合联合国的作法。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