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解释，由于从人口结构至环境，大马与香港都有很大差别，香港地小，只是一个区域，人口也没有大马多，况且大马是一个国家，整个环境相对会更为复杂，反观香港则更易管制。
“所以，我并不相信在两个不同环境下，其中一方全盘照抄另一方的做法，会得到一样的效果，因此，必须视情况做出调整。”
询及，我国能否效仿香港特赦犯下贪污罪行者，来一次重新洗牌时，李铭泽说，特赦是要看时机，而且只能特赦一次，若有第二次特赦，人们就会认为犯案后可等待特赦，因此不再害怕犯罪带来的后果。
反贪必须独立
香港殖民时期，殖民政府于1977年11月5日发出一项局部特赦令，即除了那些已经被审问、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士在1977年1月1日前犯下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他说，廉政公署的做法获得香港市民接受，即当时廉署具有公信力，所以要特赦也要看准时机。
他认为，反贪必须做到独立，而这也是反贪的核心价值，即反贪不可受到任何因素的影响，也不可偏向任何一方的喜好。
他于今日出席由雪州发展机构举办的“加强政府部门与私人界合作论坛”，接受媒体访问时，如是指出。
被询及我国总检察署鲜少把涉贪者提控上庭的看法时，李铭泽说，他并没有从反贪委会获得相关数据，但把涉案者提控上庭的宗数，其实是会“浮动”的。
他解释，要调查贪污其实是很难，因为贪污者并无“犯罪迹象”，而且是涉及两方，即受贿或行贿，所以在搜证过程往往会遇上很多困难。
“一些贪污案需要更长时间进行调查，否则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检察署不会贸然提控，而且证据不足下提控，也对受控一方不公。所以，涉贪案件提控上庭的宗数，会‘上上下下’，不能单看提控宗数来检定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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