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反贪委员会指称无权彻查此案的说词，是在故意利用法律漏洞以推卸作为一个反贪机构的责任。
“与以往一样，当反贪会遇到国阵内有权有势的人物时，就会寻找各种借口，不去调查。”
他今日发文告指出，就与砂拉越首席部长丹斯里泰益玛案件一样，反贪会都以同样的借口推托。
他反驳反贪会无权调查此案的说法，强调根据《2009年反贪委员会法令》，反贪会绝对有介入调查的权力。
苏仁德兰指出，《2009年反贪委员会法令》赋予反贪委员会的非常大权力，其权力更远远超过《1997年反贪污局法令》，而像扎沙立兹这个案件，反贪会就可以援引第29（3）条件去调查，因条文阐明，只要反贪会接获消息并认为有贪污的可能，就可能介入调查。该法令第35条文，也赋予反贪会宽广的权力，调查嫌犯的银行户头等其他文件。
他强调，反贪会指称无权调查此案的说辞，根本是站不住脚的。若与其他共和联邦国家比较，反贪会也不需要修改类似的法律。
苏仁德兰说，以新加坡为例，该国一向以严厉肃贪而闻名国际，该国的反贪法令就不需要拥有类似的法律条文以展开调查，香港及英国也同样没有类似的条文。
“当反贪会坚持要求修改特定的条文，才能调查类似纳吉继子的案件时，新加坡及香港无需类似的条文就能成功打击贪污，在肃贪的立场上坚定不移。”
他说，当反贪会已经拥有非常大的权力时，还不断寻找各种借口避免调查国阵高层领袖，这种做法让国家蒙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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