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妇女援助中心社工部主任王妤娴，同时是马来西亚生命线协会辅导义工、辅导组督导及义工培训员，因个人成长经历，她很早就立定成为助人者的志向。而今转换跑道，但助人脚步不停歇，她说：“在助人的道路上，我只有一个使命，就是成为一个超级销售员，只卖一样产品，那就是‘HOPE’（希望）。”
本地资深临终关怀社工冯以量曾在电台节目上说：“若不是千疮百孔的人，不会愿意从事这一行。”王妤娴与冯以量私交甚笃，对方是因为丧亲之痛而起了陪伴的念头，王妤娴则是因幼年和年少时发生在自身和友人身上的事培养了同理心，“我给义工进行培训，也面试社工，认同选择这条路的人背后一定有原因，但未必非得经历过大风大浪。”她笑说：“我活了42年，不相信有人的生命完全没磨难、不沮丧，不同点在于所经历的事对未来的人生有多大层面的影响，是不是大到足以让他有强烈的意愿投入助人工作。”
王妤娴年幼时曾遭性侵犯，却启动自我保护机制把记忆给封锁起来，一直到接连发生被打枪和遭遇车祸两起事故后，才唤起了身体的记忆，震醒了已尘封的往事。“那时候我已经在生命线服务差不多2年了，已经走在助人的路上，过往的事一一浮现，我招架不住，会有‘像我这样的人，有能力助人吗？’的自我质疑。”她度过了一段很低潮、很难捱的时期，看很多工具书，寻找各种方法，想让自己痊愈。心情稍微平复后，她和冯以量去了一趟台湾，上了吴就君和若水老师的课，回忆自己的生命历程，探寻这段经历是否为生命带来礼物，此行之后，释怀了许多。
好友失踪激起助人欲望
虽然生活在有父母关爱的家庭，但因家庭因素常搬家，小学就转了4所的王妤娴总是感觉孤单无助。16岁转学到槟城，发生了一件就此在她心中埋下助人种子的事，“我的好朋友失踪了，后来听说怀疑是被男友带走的。”她叹：“我觉得她有点奇怪，也知道她男友不是什么好人，但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多花点心思陪伴她，如果我愿意花时间聆听，是不是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中学时期，王妤娴除了有校内成绩优异的同学，也和校外社区邻里的边缘少年交朋友，“是通过朋友的哥哥认识了他们。80年代，私会党在校内校外都很猖獗，我很好奇，他们为什么会长成这样子，我和他们聊天，试图了解他们。”1989年，发生天安门事件，那一年王妤娴15岁，她开始观察许多事，开始思考生命的课题，懂得心疼那些不被人所理解的青少年。
助人机制被动，社工心情复杂
加入妇女援助中心（Women's Aid Organisation，WAO）前，商业管理系毕业的王妤娴在企业里从事忠诚营销管理的工作，一共待了7年。之所以离开，是有一天发现自己渐渐没有了作为“人”的温度。大学时期就加入生命线协会，出社会后也仍旧继续电话辅导的工作，“有一天，接了一通电话，觉得自己回应得不错，符合标准操作程序。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变得缺乏温度。”有感或许应该跳出企业氛围，从事一些自己真心向往的事，就碰上曾经训练过的义工因转调印尼雅加达，而询问她是否有意愿填补WAO的职缺。
2005年，王妤娴成为WAO的社工，该女性庇护所短暂收留被贩卖人口、性侵犯或家暴等权益受损的女性，除了提供人身保护，也为案主进行辅导，同时陪伴她们接洽警方、法庭、移民局等执法单位，若她们偕同孩子前来，孩子也会受到照顾。王妤娴坦言一开始投入社工行列，有些适应不良，“我是辅导义工出身，对保持客观和信任有自己的看法，对怎么接案也有自己的看法，花了差不多半年来适应一个非政府组织的文化。”
在WAO，助人的原则建立在“尊重案主的自我选择权利”上，也就是说案主本身要有改变的意愿，有动力和契机，她透露：“可惜大部分时候，是案主身边关心她们的人拨电话寻求协助，希望我们能拨电给案主或是上门帮忙。除非是非常危急的状况，否则我们一般处于被动，等案主自觉有必要，他们亲自拨电话过来了，我们才采取行动。”这样的助人机制主要是希望案主能建立做决定的能力，并为自己的决定负责。
85%受家暴妇女选择回“家”
王妤娴不讳言，首次因家暴入住庇护中心的妇女，有高达85%会选择回到那个让她们受伤的地方，“这也是我们作为社工最纠结与难受之处，她们进进出出中心好几次，每次都是基于再给丈夫一次机会的原因回家，但回去之后，可能被打得更严重，下一次见面就是我们到医院探望。”她说：“她们住在庇护中心的日子，我们尝试让她们了解自己不应该继续成为受害者，但她们最终仍是选择回去，我们就算难过，也还是要尊重她们的决定，只能尽可能地教她们回去之后要如何保护自己。”
很多人也许不明白，也感到愤怒，何以这些女性那么愚蠢，明明已成功逃离魔爪，却又一次次让自己回到牢笼，王妤娴一语道破：“因为对她们来说，‘未知’更可怕。被施暴的次数越来越多后，她们已经大概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会维持多长时间，也拿捏和掌握到过程会有多痛苦和自己有多少承受度，这些是‘已知’的事，会一次比一次应付得好。反之离开那个男人那个家，前路茫茫。所以，Painbutpredictable（痛苦但可预料）对她们来说，好像比较易于忍受。”
考取相应资格，稍作休息再出发
案主的怯弱是可以理解的，每一次看见案主带著伤再回到庇护中心，社工们生气的更多是自己是不是没有在有限的时间里把工作做得更多更好。“因为同一个原因重新回到中心来，她们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她们会想说‘当初她们曾劝过我，是我固执不愿意听’，她们自己已经觉得很不好意思了。”
相对案主的“执迷不悟”，社工们愤恨的是本地法律机制和相关单位执法上的不专业，“但每当我们感觉灰心，不知道自己在做著的工作究竟能对社会，对弱势女人起什么帮助时，天使就出现了。”一名妇女在高速公路上被丈夫用铁棒打伤，满头鲜血地被赶下车，她在漆黑中奋力地走，跨过4条车道和中间的分界堤，凭著求生意志走到油站才晕倒。她愿意相信，而我们又凭什么说放弃。因为她们相信希望，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今年4月底，王妤娴离开了工作逾10年的妇女援助中心，这个决定其实也酝酿了好一段时间。“一来是因为后期做管理工作比较多，以前亲自接触案主，看见她们的成长，比较能收获正面的能量。二来是希望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训练新的社工和咨商师。”她笑说：“我现在算是暂时休息。但生命线协会的义务工作还是持续在做。”
王妤娴去年11月获得精英大学（HELPUniversity）辅导硕士的资格，虽说在这一领域，她的专业能力已备受肯定，许多人都说她即便没有相关学历也无所谓，但对她而言，受认证后，在制度的改革上或许能够更强而有力。硕士班毕业后，她提交注册辅导员的申请，在接受访问的一周前完成了面试。王妤娴在社会工作的战场早已是个人物，投入20年，才试图让自己拥有相应的资格，这不迟也不早，落在她稍作休息，思考助人之路该如何继续的时刻，似乎也是一种刚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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