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安翔是大马人道关怀组织（MyCARE）唯一的非穆斯林职员，主要从事罗兴亚难民的人权维护，他无奈笑言：“很多人骂我，连我母亲、亲戚朋友也骂我。”但即便如此，也无阻他以人人平等的观念持续推动人道价值。对成长在华人家庭的他而言，无论是在以穆斯林为主的组织上班，抑或帮助“人人喊打”的罗兴亚难民，目标是一致的：透过跨族群达至社会团结。
张安翔毕业自砂拉越大学（UNIMAS），主修政治和政府体系，后考获马来亚大学（UM）东南亚研究硕士学位，他说：“念政治和社会学的人，内心都有想要改革的东西，比方说黄进发（本地政治学者、社运分子）致力改革选举制度；唐南发（本地时事评论员）关注移工和难民，我想做的是达至族群团结。”他不怕在一开始就直言：“要推动跨族群，我认为从人道课题著手，比较有成功的机会。举例来说，在路边爆胎，拔刀相助的人往往跨族群，也许是我天真，但我认为人道工作领域，比较有跨族群的可能。”
2017年，出版第一本著作《磕绊》，他用中文书写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纠纷、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和罗兴亚难民。今年，再次出书，他将去年8月走访孟加拉罗兴亚难民营采集而来的故事结合该群体在马生活的处境，集结收录在《回不去的家——罗兴亚难民的真实现况》一书中，“《磕绊》出版时，华社觉得中东太远了，和自己不起关联，这是一种很现实的刻板印象，大家觉得不关自己的事。这一次以罗兴亚人为主要内容，你不能否认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遭。”
张安翔指：“根据官方统计，大马有约15万难民，其中高达9万是罗兴亚人。你若不妥善处理，他们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炸。”而所谓官方统计，指的是通过合法程序，获得联合国难民署（UNHCR）发出难民证，“非官方的人数或许已多达20万人，因为申请难民证的过程耗时1至2年，在这段时间内，一对夫妻有可能又再生育，而且更换新卡片又是另一个程序，间中存在数字上的误差。”
大部分人对难民课题避而不谈，即便是谈，也多是反弹。尤其近几年罗兴亚人因受缅甸政府大规模镇压而大量涌入大马，更是在社会上掀起千层浪。张安翔因为早前把罗兴亚人比作中国南来的华裔先贤而被网民严厉批判，他说：“被骂到很夸张，连我妈也骂我。”但他并没有因此退缩：“以前祖辈被‘卖猪仔’到南洋，也是因为战乱、贫困，为了活命，为了更好的生活，落地生根后有了第二代、第三代，撇开其他不说，在根源上，难道不是和罗兴亚人一样吗？只是时间、空间不同，以前的国界没有划分得那么明显，没有护照和网络，但本质上，都是为了活下去，不是吗？”他续称：“马来同胞称华人为外来者，华人就用同样的字眼形容移工，成为一个循环。移工和难民的第二代、第三代将来也会说自己在大马出生、长大，是这里的人。”
难民置之不理，才会衍生问题
事实上，包括巫裔在内，本地人对罗兴亚难民极其排斥，很大原因缘自于各媒体将这个少数族裔塑造为极端、没文化、残暴的民族，而穆斯林也深信罗兴亚人并非虔诚的教徒。张安翔不讳言：“我们跟穆斯林谈中东的课题、巴勒斯坦的冲突，很快就能筹到很多善款，但他们对罗兴亚人的态度不一样，虽是同情，却不愿伸出援手。”
他强调：“我不认同罗兴亚人天生就残暴、懒惰，追根究底，得归咎于环境和教育因素。”采访当日，我们到访MyCARE属下，已开办约2年的一所伊斯兰寄宿宗教学校，有约15位学生和一位已在大马生活6年的罗兴亚裔宗教师，张安翔透露：“我们首选孤儿和来自单亲家庭的男孩，他们只会在这里待3年，主要是背诵可兰经，下午时段偶尔会学一些基本的马来文、数学和科学知识。3年之后，离开这里，就要看他们自己的造化了。”
听到这里，很难不提出疑问，既然这些孩子无法合法地继续深造，也根本没有就业机会可言，这3年的教育用意何在？3年之后，他们又要何去何从？“他们是穆斯林，背诵可兰经是这个群体的需要，而里头的教义教导他们道德，至少他们不会贸然去做坏事。如果他们连对错也不分，那就肯定会成为这个社会的寄生虫。”张安翔感叹：“能做的，也仅此而已。”
生命应当得到尊重
天地虽大，罗兴亚人却无容身之地，他们回不去缅甸，也没有真正可以落脚的家。张安翔直指问题核心：“虽说大马以人权和人性的角度为出发，收留罗兴亚难民，但无限量接纳后，却没有相应的机制去处理。就是因为置之不理，才会衍生问题，造成负担。”他进一步解释：“这群人没什么可失去的，他们不管为善还是作恶，都没有区别，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犯法的。”
张安翔指，政府不承认罗兴亚难民在我国的地位，政策上亦不允许他们上学、工作，这群人可以说是毫无未来可言，“华人承包商最喜欢用罗兴亚人，每个月给600令吉就够了，做3个月只发2个月薪，死了就直接挖个洞埋进去，不用担心保险金，基本上没责任。”话说起来云淡风轻，里头却有满满的无奈和无力感。作为推动人道主义的非政府组织成员，张安翔希望政府能尽快制定程序，不要再对已经摆在眼前的难民课题充耳不闻、视而不见。他感叹这个世界分国界、宗教、种族、肤色，各类别里又再细分，不断地把人划分成各种等级、派别，却忽视生而为人，尊重另一个生命的责任。
最好的青春，献给人权维护
今年8月，张安翔在MyCARE的服务就满3年，此前曾任职于马来西亚行动方略联盟，他说：“我其实有一个设想：30岁前做对社会有益的事，30岁之后在资本社会打滚。现在很多年轻人先打拼，有车有房结婚生子，有了年纪退下来后才来从事对社会有贡献的事，所以站在公民和社会运动前线的多是有年纪的人。我不崇拜中国，但我认同他们提倡的这一点：把最好的青春留给国家。”
他认为，理想需要实践，“比方说理想是有钱，那能配合理想的行动就是赚钱。本地政治学者罗国华教授说过，本地不缺学术人员，缺的是运动型的学术人员。学者读得太多做得太少，社运人士实践太多，书读得太少。”张安翔给自己2年时间琢磨，再用3年时间去实践，“你问我成功了吗？我不知道。但至少我实践了。后悔吗？不后悔。”
他目前正在攻读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专注在大马人如何帮助罗兴亚难民，“我念硕博是为了逼自己念特定区块的东西，让自己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他对自己很有计划，某种程度上，害怕自己待在舒适圈里，活得太过安逸，“写《磕绊》，我花了8个月，但《回不去的家》，我去年8月去难民营采集资料，同年12月就写好了。”
他坦言：“在一个以穆斯林居多的组织里，我必须要有战绩，不然他们为什么需要你，你做了什么？我做事，华社或许看见，但是组织里的人不一定懂。所以我得更努力，出书是一个很好的管道，有新书发布会、分享会，媒体会关注，能触及的人也更多。”作为组织里唯一的非穆斯林，或者说唯一的华裔，张安翔坦承：“刚加入时，他们还不完全信任我，我写的东西全部都要经过翻译，批准了才能用，同时外界对我又不理解，其实难免觉得孤独。”
整个访谈下来，张安翔一直是有话便直说，让人为他捏一把冷汗的同时，也感受到他在这条路上步伐坚定，“在大马，非政府组织职员的薪资普遍低一些，也因为处理的问题太大太复杂了，通常不是一时半刻可以解决的，也没有所谓的绩效需要达成，所以组织里的人偶尔会误以为自己可以懒散一些。但我觉得非政府组织的钱，或者说我们领的薪水来自有心人的捐献，他们希望你能做点事，这么说来，我们背负的责任其实更重大。”
所以，他给自己订立目标，工作上是，生活上也是。最好的青春，张安翔奉献给人权的维护，29岁的他，走在推动族群团结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