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要念大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年，对那些在华文中学毕业的学子来说，到南洋大学是不错的选择，但是南大可收纳的学生人数有限。在台湾就不一样了，大学多，能吸收的学生数量也多，加上政府对各地侨生给予种种的优待，所以我国很多学生都选择到台湾升学，人数也愈来愈多。
到了七十年代初，从台湾各大学毕业回来的留台人数，几乎达到了三万人，是我国华社重要的一环。但台湾各大学毕业生的学术与专业资格，都不受承认，所以在就业与薪金方面都受到歧视。我们是马来西亚公民，我们一定要争取合理的对待。到了六十年代末期和七十年代初，留台校友会相继成立，当中就有师大校友会、成大学友会、政大校友会、中兴校友会及台大校友会。
初时这些校友会都是各自为政，到了1972年，大家有了将各留台大学校友联成一体的意愿，于是大家就聚在一起商议，举办大型的联欢活动，各个单位派两名代表出席联合工委会。师大代表是我本人和罗绍英，台大代表有张景良和容秉兴，成大代表有林鸿善和林俊堂，中兴代表有李振光和韩雷畴，政大代表有谢有材。
我被推选为联合工委会主席，工委会决议于72年7月27日举办文娱晚会，地点选在当年最豪华的希尔顿大酒店举行。当晚的文娱晚会要用什么名称呢？“留台之夜”？大家是认同的，不过，那是地理名词，没任何特殊涵义。我提议用“文华之夜”，因为“文华”的英文是“Mandarin”，在英文字义里，Mandarin传统华人社会中，有文化素养的知识分子，或是文士。结果这个建议为大家所接受。于是我们在1972年7月27日举办第一届文华之夜，我是工委会主席兼任大会主席，接著1973年7月29日，举办第二届文华之夜。我连任工委会主席兼大会主席。
两届文华之夜进行得非常顺利，大家合作愉快；于是大家一致同意筹组留台校友会的联合总会，并授权我起草章程，由我和林俊堂进行注册工作，决定筹委成员，将成为第一届联总的理事。获得注册之后，我便顺理成章的出任第一任创会会长。其实联总的成功创立，应该归功于1972年便担任工委会的全体理事，因为成立留台联总是大家的意愿，也是大家努力的成果。我担任总会长，为时很短，因为得学院进修奖学金，到美国印地安纳大学进修，便辞去总会长一职。
大家既然要组织总会，除了举办大型的文娱晚会，也须争取学位的承认，各自校友会也针对自己的科系，提出简明的备忘录呈交给有关的部门，以争取承认。联合工委会的工作只是暂时性的，有了永久的联总，就需要一所属于联总的会所，当时的理事会认为，大家财力物力有限，最好先拥有总会会所，让属会皆能共同使用。好比一个国家，最好先建立一个全国都可共使用的国际机场，然后再考量建设各州属的机场，物有轻重，事有本末。
我是主张要先有留台联总会所的，要设立各自的校友会会所，可以日后量力而行，不过，有人不赞同我这个看法，他们说应先有家后有国。我认为大家毕业返国不久，多数同学刚要立业，并未拥有很多的财富。因此我们必须明智的集中有限的财力，建立凡是留台人都可以共用的联总会所，让有限的财力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应有理想，但是不能实现的理想，无异空谈。我们做事必须务实，方能成事。
当年奔走筹组留联总的伙伴有台大的张景良、容秉兴，师大的罗绍英和我，中兴大学李振光、韩雷畴，成大的林鸿善和林俊堂、张景良是重要的推手，他力主购买会所。到全马各个友会联络各个留台组织，是李振光、林俊堂和我三个人。筹款最力的是李振光，我负责起草章程，然后联同林俊堂进行申请注册。时光滔滔，转眼间，留台联总成立至今，已走过了四十个年头，到了不惑之年，而且还在成长壮大，使人欣慰。
从马来西亚历史来看，当年我们的先辈离乡背井来到本邦的移民，多数属教育水平低，或目不识丁之辈，现在为数五万多出身华文中学，并且在华文高等学府完成学业的留台毕业生，对于我国华社的素质，必然会带来潜在的改变，留台人必须自尊自重，除了自求多福，应该以舍我其谁的精神，不但要参与华社及国家的政经文教活动，同时要有献身的精神，为华社及国家各种建设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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