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孩子面对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他们所遇到的挑战是其父辈们所不能想像的。全球化的论述使孩子的未来与整个世界建立了联系，而语言被视为建立全球化链接的通道。于是，“英语热”几乎遍及全球各个角落，即使贫穷的偏远山区也不能幸免，因为孩子背后是一双双期待的焦灼的眼睛。希冀通过语言改变孩子命运的父母宁愿把自己说了半辈子的乡音抛下，转换成文绉绉的标准语，以为这样可以把孩子送上康庄大道。殊不知，21世纪也是一个多元的时代，在物质需求基本满足的前提下，人们开始关注自身的文化、身份、根源，那些短视的、实用的、切割了语言与文化的联系的做法开始遭受质疑。明智的父母开始思考：我应该如何规划孩子的语言？
不要以为语言规划只是政府的事情。政府可以决定什么语言是国语、官方语言、教育语言以及采用何种标准去规范这些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使用等，但是政府基本不去干涉父母跟孩子说什么语言、说几种语言等。诚然，社会舆论与压力会对父母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为孩子营造怎样的语言环境、将孩子培养成单语人还是双语人，决定权在父母手上。语言规划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家庭语言规划（Spolsky2004，2009；Curdt-Christiansen 2009；King，Fogle&Logan-Terry2008），探讨在家庭域的语言规划行为，这包括在家里说什么语言（语言实践）、怎么看待各种语言（语言意识形态）以及如何管理家里的语言使用（语言管理）。家庭语言规划对多语社会、移民家庭尤为重要，因为这些家庭的孩子面对多语的抉择和考验。西方国家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越来越意识到多语能力的重要性，很早就开始在家里实践双语教育。反观马来西亚，具备语言规划意识的父母比例很低，大多数人选择“随波逐流”，并未真正思考过要提供怎样的语言环境给孩子、要让孩子具备怎样的语言能力以及怎样建立孩子的语言文化认同。这于马来西亚丰富的语言资源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浪费。除了淡薄的语言规划意识外，社会上还存在著一些语言偏见或者说语言迷思。
迷思一：跟孩子同时说两种语言（方言）会让孩子混淆。
很多家长担心如果从小跟孩子同时说两种语言会造成孩子的混淆，甚至延缓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这种担心使很多父母放弃培养双语儿童的计划，而选择使用单一语言作为家庭语言。而就马来西亚华人家庭来说，往往是牺牲掉方言，选择华语。那么，究竟双语行不行得通呢？儿童双语发展的研究显示：儿童双语的发展经历3个阶段，即一个词汇系统的阶段（孩子不能区分两种语言的词汇，大概是二字词、三字词阶段）、区分两个词汇系统并且应用一套句法规则的阶段（大概从1岁5个月到3岁6个月）、区分两种语言的词汇和句法的阶段（Volterra&Taeschner 1978）。这份以德语和意大利语双语儿童为研究对象的报告得出这样的结论：双语儿童的词汇、语音、语法、语义的混合比例随著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他们的语言发展情况与单语儿童是相似的。另外一项英语和爱沙尼亚语双语儿童的研究提供了具体的数据，根据研究者的记录，孩子在1岁8个月时的词汇混合率为34%，而这个比率到2岁时下降到4%（Genesse1989）。这项研究也揭示：父母如果有混合使用语言的习惯，那么孩子混合语言的情况就比较严重；而只要有足够的语言输入（language input），孩子能够区分不同的语言（方言）。
迷思二：为了让孩子掌握好英语，要从小跟他说英语。
有些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选择从小跟孩子说英语，过早地拥抱全球化。如果父母皆来自英语家庭，以英语为母语，那么无可厚非；如果父母皆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甚至第三语言），那么这种选择就有些急功近利了。为孩子决定他的母语时必须考虑以下3个因素：父母的语言能力、身份与文化认同、教育语言的问题。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语言导师，是孩子模仿的对象。如果自己的英语能力不足，却硬要跟孩子说英语，势必造成孩子习得“蹩脚”的英语，而语言习惯一旦形成，日后是很难改变的。其次，语言与文化是一体的，以英语为母语的孩子必然对以英语为媒介的文化形式更感兴趣，即使求学阶段有双文化的选择，也很难避免这种倾向性。因此，为孩子选择英语其实也为他们选择了文化，这就有可能引发日后孩子身份认同的拉锯。另外，以英语为母语的孩子要经历多次的教育语言的转变（华小的华语、国中的马来语），这可能导致孩子在学习过程中面对更多的挑战与障碍，进而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影响知识的吸收。因此，虽然英语是重要的国际语言，我们没有必要牺牲自己的母语来拥抱它。
迷思三：不用教孩子说方言，他长大了自然就会的！
老一辈华人的确有以“自然之法”学习方言的经验，尤其是五方杂处的乡村地区，孩子们朝夕相处，在密切的互动中不知不觉地习得了数种方言。这种“经验之谈”其实暗含了语言习得的几个关键条件。首先是足够的、高质量的、可理解的语言输入（input）。孩子如果听不到大量的语言材料是不可能掌握一种语言的；这种语言输入应该是原汁原味的、最好是母语说话人所说出的语料，否则学来的语言是“跑调的”；所听到的语料要能理解才可能学会，即所谓的“先听后讲”。
第二，要有强烈的学习动机（motivation）。例如，菜市的印度小贩不乏会广东话的，他们的动机很直接，就是要做生意谋生。相反，如果是被动的学习，则会事倍功半。
第三，使用该语言的机会（practice）。如果在学习语言的过程中，有大量的使用该语言的机会，那么学习效果肯定比纸上谈兵好。老一辈华人就是在生活中学习方言的，所谓“自然之法”其实是建立在频繁的互动的基础上的。最后，学界基本赞同语言学习有关键期。13岁之前学习一种语言或方言比较容易达到母语的水平，相反，错过这个关键期，则很难达到母语水平。如果拿这4个条件检视当前孩子学习方言的情况，“自然之法”恐难生效了！很多家长（包括祖父母）断绝“供应”方言语料，孩子生活中几乎听不到方言的声音；更谈不上有任何“练兵”的机会；唯一的学习动机居然是“为了看懂港剧”，讽刺的是广东话并不是大多数华人的母语；整个语言学习关键期几乎都献给了华语。试问，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孩子如何自然学会方言呢？
迷思四：语言只是沟通工具，会沟通就好。
社会上不乏这种“语言实用主义”的论调，认为语言只要能沟通就足够了。“沟通”的确是几万年前语言出现时的基本功能，是人类进化的标志。几万年之后的今天，如果语言还是停留在沟通的层次，那人类文明似乎有些倒退了。在工具性功能之外，语言的认同功能更加重要。客家人通过客家话体现客家人的身份，华人通过华语认同华人的身份，马来西亚人通过马来语认同马来西亚人的身份。这些不同层次的认同都是通过某种特定的语言来实现的。如果缺失了语言这个要素，这些认同恐怕都会动摇。这不禁让人回忆起多年前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一项社会调查，很多完成语言转换的新加坡年轻人不再期望做华人，道理很简单，他们是通过英语来认识这个世界的。我们在槟城浮罗山背的调查也发现，很多客家小孩不会说客家话，对客家文化认识也不多，不过可喜的是有的家长开始回归母语，希望孩子通过方言认识自己的根。
如果能打破以上的种种迷思，那么就已经迈出了家庭语言规划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确定孩子的培养目标了。如果以培养孩子均衡的双语能力为目标，那么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父母一人一语”（Oneparentonelanguage，OPOL），即父母各自与孩子说不同的语言（方言），例如父亲说客家话，母亲说华语。父母在决定分工时要考虑自己的语言能力，最好选择自己最擅长的语言；另外，由于多数父母的方言不同，应该通过协商选择要传承的方言，它未必一定是父亲的方言。这个策略在执行时必须严格遵守“一人一语”，坚持跟孩子讲这种语言，避免参杂其他的语言或方言，否则会拉长孩子混淆两种语言词汇和语法的过程。另外，父母在孩子面前应假装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坚持只以自己的语言沟通，这样能帮助孩子尽早完成区分两种语言的过程，达到均衡双语的水平。“一人一语”的习惯可以从怀孕时开始培养，这样孩子出生时习惯就已经养成了。在这个过程中，外围家庭成员如祖父母的作用也很重要，父母应该提早与他们沟通，让他们了解自己的培养计划，并且将他们纳入计划内，作为重要的语言输入者。就马来西亚的情况来说，祖父母往往是理想的方言输入者，而且他们也乐于将自己的方言传承给孙辈。“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应该让祖父母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对家庭语言的管理包括很多方面：例如给孩子看什么语言的电视，请说何种语言的保姆，给孩子阅读哪种语言的书籍，送孩子去什么媒介语的幼稚园等等。这些决定都会影响到孩子语言能力的发展。父母应该尽早开始有意识的家庭语言规划，须知语言是认知的工具，更是认识自己的工具。《语言论》的作者萨皮尔说“语言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庞大最广博的艺术，是世世代代无意识地创造出来的无名氏的作品，像山岳一样伟大”。这伟大的艺术若一个不小心中断了，便是人类文化的一大损失。而家庭是传承的开始，是语言文化得以延续的命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