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著名经济杂志The Economist本来锁定的读者群为《经济-学家》或《经济-学者》。其中译名为《经济学人》，更是恰当，因为它更接近原拉丁文Homo Economicus的意思：经济动物。那就是，除了专家和学者外，也包含了为衣食住行而奔波的一般市民。
Homo Sociologicus，暂译为“社会学人”，是德裔英国社会学家R.Dahrendorf撰文所刻画出来的。美国哲学家K.Burke和人类学者E.Goffman都各据视角谈及人生与戏。前者从演戏来看人生，乃假定社会上每个人所说所为，都如演员一般，得按照剧本来表演，而剧本是一成不变的。
后者则从人生来看演戏，演戏仅是一个比喻，人生是比作演员紧紧遵照剧本的戏剧。不同的是，剧本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换言之，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虽必须维持本份，剧本却可因两造互动而稍作修订的。民间有说，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近代京剧把这种见人见鬼的境遇，或“处境定义”霎时间的再界定，诠释为变脸，即一瞬间把原挂著的脸谱改换另一个，又一个。那是戏剧反映人生，故曰戏如人生。
这两个聚焦于剧本内容的视角，各有千秋。不过，在人生与演戏中却有其不可争议的共同特征，那就是上台和收场的程序，以及配合角色身份的情节和台词。社会学人便呈现这两种特征：他们进场也出场，也不加插非份的台词。
本文要谈的主要是社会学人，和他们的始末：前社会学人，社会学人，和后社会学人；依次，那是未上妆的人，已上妆登场的人，和退场落妆的人。其中后社会学人主要是指那批已落妆且亦无台词可念的人种。在农村社会里他们多被视为“电线短路”、“中邪”、“鬼上身”、“神经病”、“走火入魔”等。我们拟澄清有关的社会视听。
上妆登场的人
常言道：“人生是个大舞台”、“人生如戏”、“粉墨登场”、“逢场作戏”、“曲终人散”。所言者可有感叹人生苦短，凡事不必太执著，今朝有酒就今朝醉。另有释为人生无力，凡事，尤其是言行，都身不由己，任由摆布：那就是社会学人。
社会学人，也正是十九世纪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戴著面具”的人。他语出惊人：“一个现身说法时都已口是心非的人，给他戴上面具就会说出真心话吗？”何时可见庐山真面目？那应是他已无台词可念的时候：还没粉墨登场，或帷幕未垂先落妆。
人生既像在做戏，除了有台前和台后之外，便是演员在脸上所涂抹的粉墨，或戴上的脸谱。很少演员只做一部戏，或终生只演一个角色。所做的戏的剧情都不一样时，演员就得每场转换角色。若不是默剧或皮影戏，演员们都得说说话。要说的便是编剧都已写好的台词。万一“言不由衷”，说了题外话，或展演出与场地、角色身份不符的姿态，那个动作就要重来。戏台下的人生，也的确如戏，也有不测的风云，也有旦夕的福祸。
台上台下的都是社会学人，都以台词来表达身份。戴著什么面具的人，就得说符合面具人物所说的话。退出职场的人，仍在人生舞台上，仍有台词可念，直到驾鹤西归为止。还没带上，或已摘下脸谱的人，不需台词，什么话都可以说的。冲动人属前者，落妆人则是后者。
冲动人与落妆人
奥地利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依德把个人性格成长分成三个阶段：冲动、自我、规范自我。处于婴儿阶段的是冲动人，亦可算是自然人。他们生活乃基于动物本能，只取不施。妈妈喂奶后会逗宝宝笑，宝宝笑妈妈也跟著笑。被逗的才知道自我在。宝宝有求不应时就会大哭大闹，不断地被纠正后，规范自我便形成了：原来自我是不能单独生活的，要生活就得考虑到别人的处境。
冲动人不算是“社会学人”，仅是“前社会学人”，因为他们尚无戏可演，还没能戴上脸谱，又无台词可念；那正是童言无忌的年代。
另一类则是打算上台展演终生，其中多次调换角色，都胜任自如。不幸的是，退休的角色竟是最难演好。往往尚未谢幕就得摘下脸谱，远离票友，远离粉丝，最终脱离了社会学人的轨道。这些半途被调换的，他们可是洗尽铅华、返朴归真的，暂称之为“后社会学人”。他们中多是老人，尤其是失忆、失智、痴呆症病患者；其中以爱尔散默症的病患居多。
失忆一族已不知剧本为何物，喜怒哀乐，亦无台词可据。他们口不择言，说话毫无遮拦，也无须遮拦的：屁话、鸟话、神话、童言等，都不假思索，如数家珍；所说却也是他们的“肺腑之言”、“真心话”。不但说，而且还常说，也长说。鹦哥说外语也是这样的。
几年前，开始对这群人稍有认识时，才发现美国里根总统、光纤之父高锟、国学教授王叔岷，都是从退休角色落妆后与社会脱轨的。环顾亲人以及旧日朋友中，亦有屈指尚数不尽的。不过，在几乎一瞬间，从旧雨转变为新知的，至今仅有一位。
这位深交多年的社会学人突然变成后社会学人，我爱莫能助，因轻舟已过万重山了。由旧雨变新知，确是令人心酸。兹报道如下，好为乡民解惑：是他们没把人生最后一个角色演好，与鬼神无关。
最近和一位相识四十多年的朋友作例常交流，过程曲折离奇，前所未有。约半年前曾和他出外共进午餐，他已寸步为艰。才不过两个月前和他通电，仍健谈如往，不疑有他。上周本想约他出来小聚，他说最近因双脚肿痛，不良于行，已搬到亲戚家。畅谈依然甚欢，依旧由他主导。在谈到刚获得世界杰出华人大奖的国学大师饶宗颐时，他更兴奋地细谈他俩甚密的过从。
旧雨变新知
近乎一个钟头的电谈过后，他还自动透过电话输送文件的机能，邮寄了七、八首旧诗给我；那是他年前到中国旅游时有感而写下的。另外，他还寄来一份要我保密的信件。其实，我还珍藏著他三十年前送我类似的诗词，挥毫、打字都有。
一个星期过后，我再给他问安并邀约，他回电文曰脚痛还没痊愈，未能外出。再过一周再给他电话。接电话的人的声音也像是他，不过，对方坚持说，我打错电话。我换另一支电话，再多打两次，又说电话号码是前主人的，他不是我要找的人。
以后几天，我就细查我们的通联记录，包括寄出电文的手机号码、校友录，全部都指向同一个人。多加思索后，突然想起故友萧启庆教授自星洲返台后的境遇。有次他到我清华大学的办公室来清谈，提及他被岳父王叔岷拒他于家门外的事。
我明白了，那位旧雨纵使与我相见，也不会相识，就是那种“乡音未改鬓毛衰，笑问客从何处来”的心情。我不再摇电话给他了。仅希望有朝一日，他来个电话说：“我不是后社会学人，你才是！”要是每天来电都重复同样一句话，的确大江东去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