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庙精神”、“五帮共和”、“一山一庙一校”等所构成的新山开埠故事并非没有破绽，如果仔细深究可发现其中问题甚多。
中华公会的75周年会刊是新山华社开埠故事的完整版本，虽然提及的开埠故事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对历史进行了重构。如之前曾撰文所述，会刊提及的陈开顺带领华人到柔佛种植胡椒甘蜜、义兴公司在柔佛州的地位、华商陈旭年是华人首长、华侨公所（新山中华公会前身）的成立等等都是事实，但是重新组合这些事实以构成今日所见的新山开埠故事。
在这些被重构的历史中，陈旭年与柔佛古庙的关系，以及义兴公司和华侨公所/新山中华公会的继承关系等是非常明显的问题。
陈旭年身份重构痕迹
陈旭年在会刊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记录不断变长，也留下重构历史的痕迹。在50周年会刊中他只是华社领袖，但在75周年会刊则成为义兴公司领袖，可是没有文献证明陈旭年是义兴领袖。此外，一直流传著陈旭年创办柔佛古庙，并且向一位马来妇女买下古庙今日所在的地段。但是根据郭鹤尧的记忆，古庙的土地交易是在1890年进行，但当时陈旭年已经离开新山。
《柔佛古庙专辑》指出1891年是向莫哈末苏来曼（Haji Mohd Taib Suleiman）和赛哈山阿末阿拉达（Syed Hassan Bin Ahmad Alatas）买下土地，但没修改业主名字。虽然Puah Seng Yong、Tan Boon Thye和华民护卫司M. C. Hay在1925年成为古庙的产业信托人，但没把古庙的土地申请为华侨公所的产业。直到1980年，因为市区规划影响古庙山门的土地，当时的公会会长郭鹤尧才申请正式地契，新山中华公会才正式拥有古庙所在地段。
与义兴公司关系
要赋予陈旭年义兴领袖和古庙土地购买人的身份，显示新山中华公会尝试通过柔佛古庙的产权归属，显示自己的义兴公司的继承人，并有权力控制古庙。如果相传是古庙创办人的陈旭年不是义兴领袖，柔佛古庙就不由义兴公司掌控。如果义兴公司不拥有古庙，自称是义兴公司继承人的中华公会现今握有古庙的合法合理性就会被削弱。
新山中华公会与义兴公司是否有继承关系也有许多疑问。被奉为义兴公司末代领袖与华侨公所首任总理的林进和，是凸显义兴公司和中华公会承先启后的关系的重要纽带。但是根据文史工作者张礼铭考证，林进和在1917年过世，不可能是1922年成立的华侨公所首任总理。此外，张礼铭也指出，林进和只是义兴解散时的清盘师，而不是义兴领袖。
华侨公所的六位发起人和义兴公司的关系非常薄弱，暗示两者之间可能没关系。六位发起人（卓亚文、黄亚炎、郭钦端、黄海筹、林天赐和佘敬光）中的前四位不是义兴公司成员，后两位虽然和义兴的佘家和林亚相有关系，但根据现有资料，这两人与义兴没关系。
再加上十九世纪末时义兴已经没落，非义兴华商崛起成为华社领袖。
因此，华侨公所是一批非义兴的华社领袖所成立。此外，华侨公所在1915年向柔佛政府申请，并在1920年正式成立。而这与1916年宣布解散1919年正式解散的义兴公所有所重叠。
但现今说法仍继续强调陈旭年与古庙的关系，以及林进和在义兴公司和华侨公所的双重身份，是为了凸显“义兴公司——华侨公所——新山中华公会”的连续性与继承关系可以成立，新山中华公会因此具有历史悠久的领导地位。加上义兴公司和华侨公所的早期史料不多、义兴公司解散和公所成立的时间重叠，进而有了连接它们的操作空间。
放下神话直视历史
当时新山华社的内忧外患催生了开埠故事。1970年代国家单元文化政策的颁布，以及1980年代的古庙保留争议（最后以古庙山门被拆作结），促成新山华人有文化与政治焦虑，复兴游神与创办多项文化活动（中秋园游会与二十四节令鼓等）就是对此的反应。当时新山更因经济起飞促成人口激增，华商富裕后加入华团追求更高地位，令新山华社的质与量大变。许多新权力空间出现，进而导致权力纠纷，这些权力纠纷打击中华公会的领导权威，最后促成公会借助打造开埠故事作为重振声望的管道。
新山华社开埠故事虽然解决当时的问题，但是许多人却信以为真并沉迷于此。唯有放下这些神话直视历史，才能好好走下去。
注：本文部分内容引自庄仁杰，〈开埠故事的塑造与传播：以新山华人社会为例〉，《历史人类学学刊》，第17卷第2期（2019年10月），页5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