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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晚上8时，印度总理莫迪透过电视广播向全国宣布该国将在4小时后实施全国性封锁，限制13亿人口的行动长达3周。这是各国防疫行动之中，规模最大、通令时间最短促，远远超于中国选择性封城的措施。此通令引起大批城市移工群体的恐慌，上百万人在没有公共交通的情况下，依然选择仓促地步行回乡，步上长达几百公里的致命旅程。政府劝阻失效。
我国比印度早一个星期颁布行动管制令（Movement Control Order），尽管不如印度仓促，规模也没印度大，可是一夜之间还是出现漏夜回乡的人潮，人民同样无视于政府不回乡的呼吁。
政府与人民缺乏互信
显然，政策的制定倘若未从人民的需求慎议考量，无论规模大小，都可能因沟通不足而得不到人民的认可和配合，以致在施政过程中发生混乱，不但扰乱了政策的原初安排，引发不明确的局势，更会引起人民质疑政府处理及应对疫情的能力，影响政府对局面的管控，进一步动摇人民的信心。这将是社会面临公共卫生危机时的致命行为。
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绝大多数民主制度下的互动关系，都建立在一定程度的互信基础上。这种信任，让人民更愿意接受和承担政策对生活和自由造成的不适及干扰。如果政府与人民的互信不足，一旦社会局势动荡，或面对如疫情般的危机，两者或许就会形成敌对关系，相互抵制。可惜，我国几十年来都没有建立互信的条件。
国阵政府在上届大选意外落选，除了是因为1MDB丑闻，更大的原因是长期霸权衍生的贪污及朋党利益输送，导致经济成长的利益并未让大量的底层人民受益。希盟政府失信于民，则始于此政治联盟因土团党加盟而发生的种族化质变，续于前国阵议员的吸纳、竞选宣言承诺上的跳票，而终于疫情当前闹剧式的权力斗争（导致目前疫情蔓延、让卫生部的抗疫措施功亏一篑的大城堡大集会，就发生于2月27日，即希盟执政的最后一周）。
慕尤丁做对两项决定
国民联盟政府同样继承了人民的不信任。除了它不是透过选举执政之外，首相慕尤丁上任至今仍未在国会展示多数议员的支持。同时，慕尤丁政府在3月17日召开防疫会议，犯下排挤在野党州属行政代表于会议外的严重失误。所幸，慕尤丁内阁做对了两项决定：
一、宣布2500亿的经济拨款，针对性纾解低收入群体因限行政策所引起的经济拮据。且不论这笔拨款的项目及机制是否有效、是否可行，单是金额就比马哈迪政府的防疫拨款显得更有力度、更有决心。从拨款的受益对象来看，也显得更体恤民情、更有诚意。
二、让卫生总监诺希山领导防疫工作，将专业运作置于政治操作之上。卫生总监在每日的疫情汇报，无处不表现著他对疫情数据的掌握。与媒体对答之间，他也表现出对法律、大众知情权及患者隐私权的尊重。我国人民难得发现，当政党政治放一旁，政策措施彰显的竟是政策底下的医疗团队的专业水平、医药中心基本设备的准备及卫生部技术官僚管控和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能力。
然而，单靠卫生部的专业能力不足以应付疫情带来的问题。限行指令动员了警方、军方甚至志愿警卫队；检疫隔离与治疗作业需要动员大学医院、军队医院和私立医院协助；个人保护装备、检疫所需的消耗品，需要商界与政府之间的合作；贫困、弱势群体停工断炊的困境，需要公民社会的扶助。面对这场瘟疫，政府与人民需要有效地互动与合作。但是缺乏信任，恐怕这种互动与合作会面对各种障碍。
建立互信之道
为建立这种信任，论原则，慕尤丁政府应贯彻人权与民主价值：承认难民、非法移工、街友等社会边缘群体的健康与卫生的权力，真正做到“一个都不能少”的承诺。论方针，政府更应延续希盟竞选宣言的体制改革议程，极力解决过往体制内的问题，如跟进国际上及国内公民组织常年申诉的贪污、滥权问题，公布一套全面的具体方案和进度表。让包括上述群体的人民得以降低对警察的猜疑与不信任，并开始愿意合作。
就具体操作而言，则可从透明施政及开放讯息开始：
一、坦诚公开疫情数据、讯息（如各州所得资源与人力分配、各社区疫情发展趋势）；
二、解释防疫作业相关的流程、指南或策略、说明经济振兴配套何以确保不论规模大小的各行业受较小的冲击；
三、即时向人民交代施政上面对的问题与解决方案；
四、公布拨款机制的监督与问责方式，公开数据与流程，让人民可询查和审查；
五、设立公众参与的平台与方式，如卫生部和国家统计局应公开更多讯息，并召开各相关行业专才得以参与探讨应对方案的会议。
这次的全球大流行瘟疫，无人可置身事外、处之泰然。疫情过去以后，国家与社会仍然需要面对公共卫生体制内耗、经济萎缩、社会失序、甚至政治体制上的重新调整。政府与人民的互信与合作至关重要。希望慕尤丁政府有足够的政治勇气，从开放讯息和透明施政开始，让国家与人民有更充分的条件，渡过难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