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横行华南的海盗张保仔，曾在吉兰丹话望生的布赖（Pulai）采金？据说张保仔高峰时期拥有7万人马及300艘海盗船，清廷官兵亦惧三分。由于留下一些传说中的遗迹，张保仔在香港可谓家喻户晓，我们这里一般所认识的张保仔，多得四部电影与两部电视剧推波助澜，出演过张保仔角色的包括狄龙、黄元申、李元霸、洪永城、黄子华等。
可是张保仔缘何与布赖扯上关系？笔者曾三度走访布赖，发现老一辈村民对张保仔率众到过布赖深信不疑。始作俑者是英国历史学者Stanley Musgrave Middlebrook，1921年他加入马来亚英殖民政府服务，1933年发表一篇布赖华民聚落的历史，提到欲探寻这个聚落的起源是不可能任务，但又称一则流传的故事称200年前一名客家大佬Chong Poh Chai，是以香港为基地的声名狼藉海盗，在受到清廷通缉即率众逃到马来亚东海岸，最终并沿著河流来到布赖发现金矿，就地建立一座中国式的农村落脚。能说一口流利粤语的Middlebrook特地以中文注明此人为“庄宝仔”。
显然，Middlebrook的资料出自时任布赖华人甲必丹的口述。根据Middlebrook来马时间点推断，他见到的应是吉兰丹最后一位华人甲必丹刘晋福（又称刘进福或刘清福），任期从1918年至1934年。Middlebrook对张保仔的描述就这寥寥数句，最终加上一句：这故事有太多的不确定性。话虽如此，因为Middlebrook提到了张保仔（虽注明为庄宝仔），后来的学者或研究者多依循他的说法，比方 1948年Victor Purcell的The Chinese in Malaya，不过Purcell把张保仔写成Chong Pah Chai，而其1950年的中文版则写成“张伯才”而非张保仔。
黄尧1967年《马星华人志》更进一步，直称“吉兰丹第一位华人甲必丹，就是有名的海寇张保仔”，并指“张伯才”乃音译张保仔之误。此后，不少描述到布赖的资料，诸如1951年英文《海峡时报》，不是把张保仔视为开拓布赖的先驱，就是把张保仔当作吉兰丹首位华人甲必丹。
1978年至1979年，美国女学者Sharon A. Carstens（中文名柯雪润）到布赖考察研究一年，她认为张保仔来过马来亚不太可能，因为张保仔海盗头子的生涯很短暂。根据记载，从1807年接管郑一遗下的红旗帮，至1810年率众归顺清廷，张保仔活跃的年份仅仅四年，1822年卒于澎湖。
依照Middlebrook的描述，Chong Poh Chai是客家大佬，然而张保仔是广东新会人，新会虽有客家人却为数不多，Chong Poh Chai会不会另有其人？若非张保仔而是“张伯才”，当然还有一个可能，张伯才也是海盗之一，至于属红旗帮、黑旗帮或什么海盗团伙就无人知晓了，反正逃来布赖发现金矿便留下了？资深文史工作者刘崇汉告知， 40年前在水月宫看到手抄祷文，里面提及开基先辈张伯才的名字，故认为Chong Poh Chai或Chong Pah Chai实乃张伯才而非张保仔。
话说回来，布赖的开发确实与金矿有关，布赖水月宫的祷文也把布赖唤作“金山”。在马来文里，Pulai是一种乔木，以Pulai作为地名并不罕见，比较出名的除了吉兰丹的布赖，还有柔佛的Pulai（蒲莱），以及霹雳怡保的Simpang Pulai（新邦波赖或简称波赖）。在唤作布赖之前，Pulai也曾被称布莱、普莱、波莱、波赖甚至蒲莱，许是由于波赖及蒲莱与他州Pulai中文地名撞名，加上以前槟城北赖的Prai亦曾唤作布莱，所以吉兰丹Pulai就选择布赖为中文地名了。
都说布赖是马来半岛最早的华民聚落，但布赖开发的年代与水月宫始建于何年，至今仍无定论。若根据20世纪初Middlebrook的说法，Chong Poh Chai来到开发布赖顶多仅300年。水月宫收藏七个据称传自明代的檀香炉，炉底依稀可见“大明宣德年制”字样，所谓宣德年间即1426年至1435年，若属实布赖历史已有近800年了！
然而，不少学者对此抱有疑虑，在地研究的柯雪润便发现，从布赖人家里的祖先祭坛可印证，80%布赖人顶多只传了四代至六代；刘崇汉也以林道乾在北大年时代已有零星华民移入布赖采金，只能说明布赖华民聚落至少有400多年。
生活在嚣闹都市的现代人视角，简朴的布赖无疑是个世外桃源，但在四五百年前布赖却是蛮荒之地，何以华民万水千山跋涉来到这里？一句话，他们都是被布赖的金矿吸引而来。柯雪润便提及一则传说，有华民在吉兰丹河口水里尝到“金”的滋味，便逆河而上，果然在牙拉士河（Sungai Galas）流域发现遍地金矿。
还有一说，最初是由原住民把发现的金块带到吉兰丹河口，华民获知后一传十，十传百，传回了中国，此后华南先民接踵而至，往河边淘，往山里挖。20年前笔者首度走访布赖，仍可在山林之中见到昔日遗留采金搭建的金山沟。
水月宫旁便是牙拉士河，流经的河水似乎仍映出昔年那些金光闪闪的岁月，以及布赖古往今来的兴盛与衰落。布赖的金矿比较分散，采金并非大规模进行，而是组成小集团各踞山头开采，据说采金集团一度多达20多个，鼎盛时期华民高达4000之众。根据父老告知，布赖初期华民各种方言群都有，直至18世纪、19世纪后始以客家人为主，最终形成一个不折不扣的客家村，本地客家人至今仍把布赖唤作“呀喇顶”或“金山呀喇顶”，即Sungai Galas之顶。
丰富金矿容易招致利益冲突。1907年英国驻暹罗吉兰丹顾问Walter Armstrong Graham，记述了一段骇人听闻的冲突，由于采金者不满苏丹兄弟抽取黄金重税，导致他在布赖与采金者冲突被杀害，其子后来兴兵围剿血洗布赖，血流成河，尸臭味散发一英里。据称有千馀村民惨遭屠杀，只有少数人逃出布赖。多年之后，劫后馀生的采金者才敢回到布赖重新开采。
Middlebrook也记述另外一段冲突，约莫200年前（18世纪初），从彭亨来了100名由高州人与广西人组成的“彭家帮”，前来布赖踞地采金，却趁机绑架了一些布赖女子，布赖村民群起对抗，经过十日战斗，布赖村民胜利，驱走了彭家帮。还有一次是布赖村民反击前来绑架女子的原住民。
英殖民紧急状态时，布赖再有一次劫难，由于时任村长被马共杀害，所有布赖村民被惩罚迁至登嘉楼，在瓜拉登嘉楼以北十多英里组建了蒲赖新村，官方地名Kampung Pulai Baru（新布赖之意）。村民在此地复制了第二座水月宫，1960年紧急状态结束后，几乎所有村民包括水月宫诸神像迁返布赖，蒲莱新村仅剩下十多户人家。湮远的传奇，采金的岁月，血腥的抗争，苦涩的历史，这些那些汇成了今日布赖的集体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