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导@张溦紟
Nur拿著一把刀子往自己身上搁，警告雇主若再不归还薪资，她宁可自杀。五年了，没薪水、没休假，禁止踏出雇主家门，不能联络家人。当下雇主大概也吓坏了，隔天赶紧在中介的陪同下，让Nur带著部分随身物品，和部分欠薪，来到不知名的海边。过去，她在巴生谷一带当家庭帮佣，睡在库仓一样窄小的房间。她以为终于可以如愿以偿回家。
中介和雇主叮嘱她，“你只要从这里游到那艘船，就会有人接送你回印尼。”天晓得那远处是不是真的有船，为了回家，她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拎著包包猛游往中介所指的方向。
她辗转到Tenaganita（妇女力量组织）求救，Tenaganita虽欲替她追逃公道，但由于讯息不完整而无以为续。回到家乡的那一刻，她才发现自己已当上婆婆，丈夫以为她已死去而另娶他人。
这不是Nur一人的故事，而是家庭帮佣的社会缩影。
Tenaganita代表，Katrina Jorene Maliamauv以自己曾接触过的真实案例作为对话的序幕，Nur是其一。她长年关注人权议题，当天下午受吉隆坡Ilham Gallery《工馀》(Afterwork)群展邀请，与有份参展的马来西亚艺术工作者Sharon Chin，对话的题为： “外来者：一场关于你我和其他移民的对话”。
香港Parasite艺术空间（以下简称为Parasite）与吉隆坡Ilham Gallery联办《工馀》(Afterwork)群展，聚合34位来自香港、印尼、新加坡、菲律宾、西班牙以及马来西亚等地的艺术家，透过不同世代、身份和艺术形式，处理迁移、劳工、种族、阶级和认同等议题，展现他们的社会关怀甚至处理自身社会认同的问题。Parasite首次在2016年3月香港展出，Ilham Gallery画廊总监Rahel Joseph当时在香港参观展览时，深觉此展非常契合马来西亚当下情境，于是主动接洽Parasite，去年年底接续由在吉隆坡展出直至今年4月16日为止。
在“展览艺术作品”之馀，主办单位有意识地企划这场对话，让艺术工作者与在前线组织者互补不足。现场观众秉住呼吸，神情凝重地聼著一个接一个的真实“故事”。可是，听见更多关于底层移民工更悲惨的故事，到底意味著什么，是否真能改善他们的处境，还是让我们对他们的处境更习以为常，变得麻木？
艺术以移工为题材：是旁观，还是凝视？
人权社运组织者在前线与各种迁移体制漏洞搏斗，力挽狂澜身处边缘谷底的移工；这和艺术工作者可进出田野，采远近距离观察移民工生活的位置，似乎有些不同。Sharon Chin直言，她正在思考，Katrina和作为艺术工作者的她们，同样是处理移民/工的议题，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Sharon的作品经常反映出对社会、环境和政治的关怀。2008年8月，政治人物在槟城Permatang Pauh补选中特别用了“Pendatang”来制造族群间的紧张关系。她很纳闷，独立相隔50多年后，我们为何仍把已在这里生活超过四代的马来西亚华裔公民视为外来者。“Pendatang”经常混合著焦躁不安、不愉悦的经验，但对于Sharon而言，这意味著“抵达”。这次参展的作品是她于2008年展出的“口袋里的海洋”作品之一。她从槟城一家知名二手书店，捡来一本本各国语言的口袋字典，然后再每页印上环绕槟岛四周摄影的海洋，展场地上还铺著一张张素色草席，作品试图勾连海、语言、移民/外来者、身体、流动、家、文化转译这几种元素。
在对话中，她不只是谈自己的作品—“口袋里的海洋”(Pocket Sea)，同时介绍几位同样以移民/工为主题的马来西亚艺术工作者，包括Hasanul、Minstrel Kuik、Okui Lala、KG Krishnan以及区秀诒与其作品，他们积极且谨慎地寻找如何与移民/工，建立更友善的创作关系，同时看见彼此的社会处境，让我们看见这一代艺术工作者的动态和潜力。
她不断反省作为艺术工作者的社会位置，
Sharon除了仔细聆听他人的发言，总是专注地跟脑海里快速闪过的各种思绪对话，以至于在回应时断续缓慢却严谨坦实，就跟她对待相对弱势的观察对象一样。
短短两个小时的对话，大家都在深究诘问：移民/工位居社会低阶，他们的身份地位和身体，都从认同中剥离。艺术如何可能善待他们，甚至让他们夺回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像面对无数个Nur的移民工悲歌，艺术是否可能介入？如何介入？
从Parasite筹划“香港外籍佣工社群计划”开始，就在试图呼应这个提问。Parasite教育与公共项目策展人周安曼(Freya Chou)在香港接受电邮访问时，说明“此项计画乃在提供一多元平台，透过一系列的公共项目，包括与长期关注外籍佣工的民间文化组织合作、委任艺术家针对外佣社群的相关议题进行研究”。除了《工馀》群展，他们也曾在这个计划底下，与印尼日惹KUNCI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出版多语的《移工文学选集》书籍。
除了透过展览与香港一般大众对话，Parasite也注重外佣朋友如何参与其中。去年展期期间，他们举办长达一年以外佣为主的摄影工作坊以及Pop-Up展览，许多外佣邀他们的朋友甚至雇主家庭来参观，让他们了解这些外佣在工作之馀的生活。
Katrina虽为前线组织工作者，她却意识到若要贴近一般大众，艺术充满各种可能性；反观，社运组织却面临困难重重，“人权组织工作的挑战在于，我们只存在于专有的空间，像法庭、研讨会大堂、联合国难民署、扣留营等。这些所谓前线的空间都距离一般人太遥远，可是人权议题是遍布于日常生活之中的。那些冷冰冰的统计数字，背后代表的是活生生的人，他们的生命、家庭和社群。”
她也观察到：“我们在心理上划下无形边界，与移民/工悲歌产生一个距离，选择视而不见。于是，这些暴力和剥削不断在我们的家庭和社区的日常生活中上演。这些领域不都是我们经营亲密关系、邻里社群、“家”的范围么？”Katrina认为，艺术的价值就在于此，如何透过作品创作，让人们感觉不妥、坐如针毡，挑战我们一向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然后开始质疑自己的合理性。
翻搅旁观/凝视：智利部长被劳工集体观看
现场展出西班牙艺术工作者Santiago Sierra的作品为艺术的可能性作出很好的示范。2007年年底，他在智利搭建了一个剧场，邀请城里权高位重的贤达人士赴约。那天国会议长、国防部长、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大学院长、艺术评论家和记者等都来了，个个赫赫有名。抵达现场时，盛装打扮的他们得先穿越一道尚在整修状态、木板钉制而成的漫长走廊。没有人知道那会通向哪里。
在智利，共有超过10万名秘鲁劳工从事底层工作，作品题为“陷阱”，具有双重的意涵，旨在不同的阶级身份之间创造“对话”的舞台。这张巨型黑白摄影照，铭刻著劳工们集体的严肃眼神，追问社会对底层劳工的旁观，翻搅凝视的权力和意义。
艺术工作者：也是安顿自我身份认同
几乎所有一走进5楼展览厅的人，都没法不注意到这幅以40幅肖像画组合而成的“当代移民的肖像地景”。这是颜振利(Gan Chin Lee)的作品，是此次参展的四位马来西亚代表之一。
画上尽是我们熟悉的身影：孟加拉、缅甸、印尼等国籍移工一张张脸孔，有的向你擡头回眸、有的则是迎面而来的直视。你是否曾专注地观察这些移工的生活面貌，或是谈话、走路的姿态？透过这一副副移工的身体和目光，重新反思我们和移工之间的社会关系。
2015年，东南亚爆发海上人道危机，马来西亚政府一度拒绝船上8000名罗兴亚难民登岸，受到国际谴责妄故人道。那次的新闻事件深刻地触动了振利，他也正好在那一年推出筹备多年以移民/工为主题的《之间》(In Between)个展。这幅组合画作也是当时展出的作品之一。展册上这样介绍他：“他以马来西亚街景为基础，回应当代的身份认同危机……他试图藉著这些画作的肖像夺回这些错置社群(displaced communities)的尊严。”
振利的作品无疑呼应这次群展的姿态——看见这些身处种族、阶级、迁移底层的他者。可是，他在受访时的回应却令人出乎意料，
仔细一看这些肖像，里头不只有我们后来认知的外来移工，还有红绿色线条描绘早期南来的华工，也有移工与赤裸上身的老爷爷一前一后并置的身影，以及他阿公的肖像。这才是他所谓的“当代身份认同危机”。不是只有这些移民/工面对身份认同的危机，还包括身为华裔后代的他。对颜振利而言，若要处理“我是谁”，就要一并看见“他者”，也就是移工，将其纳入你所观看的框架之中，这个社会才算是真正完整。
不只是Sharon Chin、颜振利试图说明他们也镶嵌在当代迁移史之中，其他参展的艺术工作者有的就是帮佣本身或是家属。菲律宾多媒体艺术家Poklong Anading已故的妈妈曾在香港当帮佣，他重返妈妈曾在港拍照的实景，透过艺术补缺妈妈不在场的二十年。
Opening New Door：艺术介入重启区域史诠释
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工作者在《工馀》群展中，以不同身份和艺术形式，展现不同时代的移民/工和种族在公共空间和日常生活的劳动困境，以及他们的生活期待与欲望。同时，他们也试图重新诠释地缘政治的可能。
1970年代后期至90年代初期，越南经历难民危机，周边的亚洲国家成了投靠的栖身之所。然而，就像几年前的罗兴亚难民事件一样，国家对于难民的态度粗暴无礼。当时香港和马来西亚以治安为由，禁止越南难民入境工作，马来西亚的比农岛(Bidong Island)更是东南亚恶名昭彰的难民营之一。展览中，智利籍艺术工作者Alfredo Jaar以大型创作诉说了这段历史，忠实地记录著当时香港面对“船民”危机时所展现的社会高度。
过去“进步的”东亚国家延续西方殖民的眼光，将“落后的”东南亚国家视“异族”，现场好几件作品都在呼应这段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朝、明朝的史观，依然延续至今，成为亚洲国家对待皮肤黝黑的外籍工人的态度，却忘了自身族群也曾是华工、移民史的一部分。
Freya Chou提到，这次的展出作品是以劳工/移民输出国为主，可是负责展览的港马却是输入国，所以观众可以尝试从不同的面向来思考。横跨多个时代和区域的作品，共同塑造当代迁移史的多种面貌，但他们是否可能翻转我们习以为常的视角？
Sharon Chin在对话尾声有所回应：“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暴力，让我们难以直视，但是，故事或艺术或许能够打开另一种可能，让我们慢慢学会承受这些不可承受之轻。我并不是说，我们要如何借此摆脱或减轻这些暴力。”
她认为，故事或艺术的叙述方式可以帮助我们锻炼肌肉，让我们逐渐得以承受、接纳乃至看见这些被我们隐藏起来的他者。 “现代奴隶是马来西亚历史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接纳他们。这是我们的历史/故事，而不是发生在外头的（新闻）事件。惟有学会承受和接纳他们的故事，也是我们的故事，我们才有看见希望和行动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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