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曼大学（优大）被内陆税收局追讨8300万令吉税款和罚款的事件在华社引发广泛关注和激烈反响。幸运的是，在交通部长陆兆福的积极介入以及首相拿督斯里安华的拍板下，税款与罚款最终得以豁免。然而，这一事件暴露了制度性漏洞，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类似情景将可能再度重演，在未来给我国民办教育事业带来不确定性与风险。
我们必须了解，像拉曼大学这样的民办高等学府，其成立的初衷并非为了营利，而是为了提供教育机会，尤其是针对那些因固打制限制而难以进入公立大学的学生。
拉曼大学及其教育基金会主要依赖华社捐款支持，这是一种特殊的“第二税赋”，意味著华社会承担了额外的社会义务，支持和维护著这类教育机构的运作。
因此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对这些非营利教育机构的税务政策应当更具包容性和理解，而不是机械性地套用企业的税务标准来追税。换句话说，若一味追求税务上的“绝对公平”，而忽视了教育机构的社会功能与历史背景，便有失公允。
虽然拉曼大学最终获得豁免，这一决定让华社和优大得以松一口气，但这可能仅是短期的解脱。如果问题的根源未能解决，类似的税务纠纷将可能再度发生。因此，如何从制度层面杜绝此类事件重演，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首先，政府应重新审视现有税务法律对于非营利教育机构的规定。现行的《1967年所得税法令》对免税机构的定义和资格认证存在不确定性，给了税收局自行诠释的空间。
为了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立法机构应明确规定，凡是符合非营利性条件、且有明确社会公益目标的教育机构，均应享有长期的免税地位。这不仅有助于保护教育机构的运作稳定性，也能给捐赠者更多信心，确保他们的资金用在实际的教育发展上。
其次，教育机构本身也需加强财务透明化和合规性。拉曼大学及其他类似的民办教育机构，虽然已做出相当程度的财务公开和合规操作，但仍需进一步提升透明度和管理规范。例如，通过独立审计、定期财务披露，以及与内陆税收局的常态化沟通，这些教育机构可以提前识别潜在的税务问题，避免问题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
第三，政府在制定税务政策时，必须考虑到非营利性教育机构的独特性。与企业不同，非营利机构的主要功能在于社会服务而非创造利润。因此，其资金来源与使用方式与企业亦有著根本的区别。在法律上，虽然这些机构在组织形式上与企业类似，但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让每个孩子获得公平的教育机会。
因此，笔者认为，政府应设立专门针对非营利机构的税务法律框架，明确规定教育机构、公益组织等非营利机构的税务地位和相关免税条件。此外，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常态化的监督与评估机制，使得这些机构能够在合法的基础上持续运作，避免再次因政策变动而引发类似危机。
弥补政府的不足
回顾这次拉曼大学的追税风波，我们不能忽视民办教育在国家社会发展中扮演的关键角色。民办教育，特别是华社支持的高等教育机构，一直以来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人才，缓解了公共教育资源不足的问题。拉曼大学及类似机构的存在，弥补了政府在高等教育上的不足，为许多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可负担的教育机会。民办教育不仅对莘莘学子的成长扮演著重要角色，也对国家发展至关重要。
拉曼大学被追税一事，是对我国非营利教育机构税务政策的一次重要警示。虽然通过首相的介入，此事件已告一段落，但仅靠政治干预来解决问题并非长久之计。相反的，我们必须通过法律和制度的改革，才能为非盈利教育机构提供长期的保障。
我们希望政府尽快著手修订相关税务法规，明确非营利教育机构的税务地位，给予它们应有的免税保护。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避免类似的事件重演，并为我国的民办教育事业创造一个更稳定和公平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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