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谈论宪法，这当然是一件可喜的事。但如果能够进一步追问：我们的宪法从哪里来？它为什么这样制定？它希望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也许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国家。
1957年的《联邦宪法》并不是由某一个族群单独制定的。它产生于马来亚走向国家独立的历史进程之中。1956年成立的李特委员会（Reid Commission）由英国首席大法官威廉李特（Lord William Reid）主持，成员包括:詹宁斯（Sir Ivor Jennings）、麦克尔（Sir William McKell）、马力克（B. Malik）及阿都哈金（Abdul Hamid）。委员会经过广泛咨询后提出宪法建议，但这只是制宪过程的一个重要起点。
报告提出后，马来亚各方继续围绕公民权、马来人的特殊地位、马来统治者的地位、宗教、国语、基本权利，以及国家权力安排等问题展开讨论与协商。联盟党（Parti Perikatan) 政府内部也有不同立场，并需要与马来统治者、英国政府等方面继续谈判。后来，部分建议经过修改、调整与重新平衡，最终才形成一个独立宪法框架。
此刻，这段历史值得好好重温，因为它提醒我们：宪法并不是在没有分歧的情况下产生的，而是在分歧存在的情况下，人们仍然尝试寻找共同生活的规则。
因此，宪法不只是保障个人权利的文件，也是国家的基本制度，确立君主立宪、议会民主、联邦制、法治以及基本权利的框架，同时处理马来人的特殊地位、沙巴与砂拉越土著的特别地位、伊斯兰教、国语及公民权等重要问题。当年，这些安排共同构成了今天的宪政秩序。
而制度如何有效运作，也与公民文化有关。民主（Democracy）的定义是指“人民统治”或“主权在民”的政治制度与核心价值。民主不只是多数作出决定，也需要尊崇宪法、法律以及少数的权利。我们可以有不同意见，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支持或反对不同政党；但如果能够在分歧中保持基本的尊重，民主社会或许才能走得更远。
1970年，在经历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种族冲突事件所带来的社会动荡后，马来西亚提出Rukun Negara（国家原则），以加强国家团结。如果说宪法主要提供国家制度的基本框架，那么国家原则则可以被理解为对共同生活价值的提醒。
国家原则其中一项：Kesopanan dan Kesusilaan（培养德行），在今天的我国多元社会仍然值得深思。拥有不同意见并不可怕；能够在不同意见中聆听对方，也许更为重要。聆听也不等于同意，尊重也不等于放弃立场。同时，国语是共同公共生活的一道重要桥梁。然而，学习、掌握马来语（Bahasa Melayu）并不意味著放弃华语、华人方言或自己的文化传统。我们或许可以在保留各自文化身份的同时，逐渐建立更深层的共同公民身份。
回头了解宪法的历史，并不是为了翻一笔旧账，也不是为了要责备任何一个群体。也许，我们只是需要多一点历史知识，多一点相互理解，也多一点对共同制度的认识、接纳。
当年的一代人面对分歧时，仍然通过会面讨论、谈判与妥协建立了一个共同的宪政框架。今天的我们未必需要完全认同彼此，但或许可以多问一句：在不同意见之外，我们究竟还能够找到什么共同点？
宪法保障我们的权利，也提醒我们，共同生活需要一定的责任感和同理心。理解宪法，尊重宪法，并在日常生活中尝试实践它，也许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留给下一代的一盏明灯。
这是我们的宪法，也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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