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党秘书长兼槟州首长林冠英与媒体的关系近年来颇为“紧张”，林首长对《星洲日报》处理有关反对党的新闻有选择性的偏袒执政党尤其不满。
最近的是，林冠英2016年12月14日的一篇声明稿没有被《星洲》采用而“动怒”，林指：“他就马华知知丁宜州议员许福光，在玻璃市州立法议会通过2016年（修正）伊斯兰法行政法案时选择放弃投票权利一事，发表声明，要求无法捍卫世俗体制、没有兑现承诺的马华总会长廖中莱，若有原则，应该辞职谢罪”。但从12月15日至16日《星洲日报》及《光明日报》没有采用，就同一课题，马华陈德钦的声明，却获得这两家媒体的刊登。对林而言，这明显是差别待遇。媒体为何会忽略这个“平衡”报道的重要，令人不解。
媒体不属于集团
当然《星洲日报》后来发表了副执行总编辑郑丁贤的文章回应，题为：“星洲日报不是一个人的报纸”，但这个标题确有可议之处，郑应该延伸去议论：“星洲日报也不是一个集团的报纸”。郑论及：报章不属于任何个人，不能依个人之需要和爱好而办报。但换言之，把“个人”换作“集团”，更应该论述的是报纸不属于任何“集团”，不能依“集团”之需要和爱好而办报，缺乏这样的议论，内容就显得深度不够与欠缺客观。
媒体是民主政治体制重要的一环，被喻为司法、立法、行政以外的“第四权”，但媒体的“拥有者”（老板）与“管理者”（编采部）的分际一直没搞清楚，以至于编辑、记者的“生存”空间，必须依照集团高层的意见为依归，当集团“拥有者”的背景具有政党背景，毫无疑问其对“管理者”处理报道的角度难免会有一定的牵制，这就是所谓“自我审查”。
媒体的社会责任论就明言，媒体不只要避免政府力量的干预，还要防范市场力量的不当干预。换言之，媒体不只应该享有免于政府干预的自由，也应担起社会责任，提供读者多元的资讯以及完整的报导，并确保人民接近与使用媒体的权利。
有人拿林氏父子两人作比较，总认为林吉祥对媒体“宽容”而林冠英却充满“恶意”，林吉祥对媒体不会动辄“喊告”，怎么现在官拜一州之首的秘书长林冠英却对媒体常口出“恶言”。到底林冠英与《星洲》的口水战，谁更加傲慢？
在野党的文宣离不开媒体，媒体的“善意”与“恶意”，直接影响到在野党在群众的印象与观感。虽然今天网络的发达，资讯的传播方式起了巨大的变化，但对于上了年纪、所得低及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众仍然依赖印刷媒体获取资讯，网络自然远不如纸媒的影响力。
中文报逐渐“窄化”
2001年5月28日马来西亚华文媒体的报变确是令人错愕与痛心。《南洋商报》连同《中国报》被马华公会收购，自此打开中文报垄断与新闻自由沦陷的缺口。2006年，《星洲日报》社长张晓卿从马华手上买过这两份报章，拥有4大中文报（星洲日报，南洋商报，光明日报，中国报），独占西马半岛近90%市场，完成媒体的“大一统”。
当马来西亚的媒体生态已经由过去的“多元”步入“一统”后，言论市场逐渐被“收编”与“窄化”，《星洲日报》以近40万的销量傲居群伦，成为媒体的巨人。过去多家媒体并存，言论的分流与多元，根本不必顾虑谁家媒体的立场，呈现的是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的景象。但今天的媒体言论显然已由“开放、自由”，走向“闭锁、保守”，媒体人应扪心自问，他们现在的工作条件与环境是更加“无畏无惧”还是“诚惶诚恐”？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把尺，认同林冠英对媒体“挑剔”的大有人在，媒体会陷入如此之境地，或许也很无奈。今天当新闻处理的焦点与角度有偏颇，反对党很难借助其他大众媒体反击，毕竟一报独大的局面已经形成，另类的声音就难有畅所欲言的空间。
防范市场力量影响
或许媒体人会断言，他们给林冠英的报导已经很多，但新闻处理的“量”与“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流水帐的新闻是无法吸引读者眼球的，但涉及到民生、民主、民族、权益的理念之争，道德之辩才可以真正的考验媒体的立场是否客观、公平、公正了。
当林氏与媒体“对抗”时，媒体人更多的是站在媒体老板的立场，而忽略从“高度”去评议整个媒体生态的转变是导致问题的根源。如果今天媒体的生态是多元，是竞争、自由的，那林首长的“牢骚”只会沦为“笑柄”。
媒体研究学者就指，媒体不仅要在民主化之后持续杜绝政府力量的不当干预，更要防范国内外市场力量的不良影响，包括跨媒体垄断问题、政府与企业的置入性行销问题等。
媒体需要监督，林冠英的“异议”与“不满”无关“是”与“非”，反映的只是在野党与媒体在“言论自由域场”的立场交锋，其他凡夫俗子的“异议”要进入一报独大的言论空间发“牢骚”，恐怕只会是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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