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信任调查组织爱德曼（Edelman）2月公布的《2017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大马今年面对信任危机；因为，大马的得分只有48分，属于不信任类别。
（得分1-49为不信任，50-59为中等，60-100为信任；其中，大马得分远低于印度、印尼、中国与新加坡等高信任度国家）。
更令人担心的是，大马的非政府组织、企业界、媒体与政府的个别得分为58、56、42与37，也就是最不信任政府；应该说，这是事出有因，君不见媒体常报导高官腐败的新闻。与此同时，最近公务员人多不好办事也成了热门课题，这些都突显出，大马的公共部门、公共服务与公共行政颇有可非议之处。
按理说，人多应该好办事，可偏偏就是人多了，反而是贪污、滥权、低效率、推诿责任、敷衍了事，甚至大小拿破仑的报导层出不穷，也难怪人民不信任政府，甚至有人喊出要打救大马的口号──尽管纳吉政权也提出了政府转型计划（GTP）。
“中央大地方小”
什么是政府与政治？许多人均听过政治是有关管理众人之事，这句出自孙中山的名言。在现代政治学，学者也把政治定义为有关有价值的东西的权威性分配，或是有关制定与执行公共政策的过程，而政府则是其主角。
更准确地说，政府是三权横向分立中的行政部门或机关；也就是，它不包括立法与司法机关，而专指行政机关，如称纳吉政权为纳吉行政体制（Administration）或奥巴马政权为Obama Administration，指的便是以行政首长为名的行政机关。伸言之，政府即行政机关，它不是国家，而只是执行国家行政事务的机构，而这行政机构的正当性（Legitimacy）则取决于其产生方式（如选举）与政绩。
于此，便有必要区分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不同，政务官如国州议员，均是经由选举产生；惟在大马，上议员则不是民选的。此外，县市议员也是委任的。相同的是，这些政务官均是任期制的职位，可连选连任或被再委任（惟上议员只能当2届共6年）。
至于事务官，顾名思义，是政府日常事务的实际执行者，他们多是经由考试、面试、选拔等非民选程序产生，且是常任职，只要不犯大错，便能保住铁饭碗，终其一生在政府服务。这些公务员的等级分类繁多，最高层次的是所谓的“行政与外交服务级”（Perkhidmatan Tadbir dan Diplomatik，PTD），或旧称马来亚民事服务（MCS）。
大马的高级与资深官僚，多属于PTD类别。他们也是各部门首长的左右手，实际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没有他们，政务官也难办事。因此，从政策制定与执行的角度看，所谓民主，实际上含有很高的“官主”成分，可说是官主主义而未必是民主主义。
从权力纵向分立的角度看，大马在形式上虽是联邦制国家，可在实践中，反而较像单一制国家；因为，不论从立法，行政或财政的角度看，均是中央大地方小的强中央政治组织；实则，有人便用行政国（Administrative State）来突显这是个名为联邦，实为集权的行政权独大制（Administrative DominantState）。
朝野讨好公务员
之所以，自有其制度设计与实际政治的原因，如90%的公务员为中央所管，约80%的各级政府收入为中央收入；因为，主要的收入如公司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进出口税，甚至是油气收入，也多归中央。这就决定了13个州政府与144个地方政府（其中县议会100个，市议会34个，市政局7个，市政厅3个）。大体上言，144个县市政府的收入相当于13个州政府的一半。
据此，州与地方政府便得从中央拨款中取得补助（通常是联邦总支出的约3%）。这个财政分配，使得州与地方政府颇受制于中央。除非实行更大的分权；否则，行政权独大格局将持续，这就可能限制了州与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在党际竞争激化的条件下，由于朝野双方均得讨好公务员，这也使得大小公务员更为放纵与有恃无恐。毕竟，公务员人数高达161万人，外加上其家属，其选票力是政治人物不敢忽视的。
在大马，公务员的录取还有民族配额制，是配额制（Quota）与实绩制（Meritocracy）相结合的混合制。在1980年前，大体上，非土著还可占到公务员的约30%，今天其占比已掉至约15%；其中，华人占约6%，印裔4%及其他族群4-5%。
低效率无关民族
这样的民族构成比，也或多或少会使非土著对政府服务有更多的不满，甚至把政府的低效率与民族个性挂钩起来。公平地说，政府低效率主要是制度与政策的问题，实不宜与民族个性挂钩。
整体上言，大马的公务员或民事服务体制，有以下的基本特征：首先是精英主义，这又与中央集权相关；其次是，缺乏中立性；也就是，会较倾向支持现政权，这也有其历史成因；因为，巫统长期执政，且从英殖民政府始，巫统精英便与官僚关系密切，有许多巫统领袖，也是政府高官出身。从好的方面看，这有助于文官领政（Civil Supremacy）；从坏的方面看，则导致党政企不分。
其三，在地民主不足，因为，自1965年取消地方选举以来，在地居民参政度便大幅降低，这或多或少，也会削弱地方官员对民需的回应性；其四，自1970年代推行新政策以来，许多官员挟政策之名行事，以致常出现执行偏差，工商界便常抱怨政府政策是他们经商的主要障碍；其五，自1980年代以来，金钱政治、以权谋利泛滥，也败坏了官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