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过这么一回事：有关华教的故事总有两种叙事，一方是马来社会所认为的华人是外来移民者的故事，一方则是领导著华教运动的组织者所常描述的如何落地生根的悲情叙事。仿如平行世界般存在，深刻影响了族群精英的政治决策和共识形成。两个故事在马哈迪时期，形成了一方右倾、另一方左倾的对立面。直到2008年大选之后为止，上述的对立面开始逐步有了变化。
一方面通过民主选举制度，我们国家实现了政党轮替和政权和平移交的过程。过去20多年，尽管内阁政府多次更迭，政党博弈频繁，政坛新闻充斥著尔虞我诈与相互攻讦。直到2022年安华领导的希盟政党胜选后，与昔日仇敌组成政治联盟，建立了新的执政政府，国家议程才开始专注在国民团结和经济议题。这个时候，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已不是“巫统-国阵”的民族主义，而是更为右倾的土团党、伊斯兰党等所组成的国民联盟。安华领导下的“希盟-国阵”成了中间偏右的执政联盟。
另一方面，华教运动对于年轻人仿佛也失去了吸引力。事实上，这几年的华教议题，大都也都与社会运动无直接关联。政策资源分配不公、国民团结与族群和谐等议题，因安华政府将重点转向经济与民生，已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华教运动似乎难以找到批判当下的切入点，动员力逐渐衰退。
“华教运动”的动机还存在吗？这个运动还有内在动力吗？这个问题很关键，因为这不仅仅是运动组织者需要回应的问题。要让运动持续下去，上述问题的答案也必须是新的故事和框架，以吸引年轻的一辈认同与参与。
林连玉的故事虽然感人，但也有局限。首先，相对于“巫统-国阵”时期的华教运动，草根阶层的动员力量很重要。然而马来西亚自1970年开展新经济政策以来，资源过度集中在中马，区域之间发展不平衡，以至于多处偏远的华校发展也各有不同。人口发展的稠稀，决定了学校的生源。偏远地区的华校因生源不足趋于微型化，甚至不得不迁校；而大都市的华校尽管生源充足，却因硬件设施和空间不足而面临困境。现代化和都市化的浪潮正在逐步削弱基层动员的力量。
其次，安华领导下的公正党和希盟政府虽然从政纲而言偏向中间右倾，然而依然带有浓郁马哈迪主义的政治遗产色彩——重经济，轻人文，立威权。让华社不解的是，每当涉及族群和宗教议题时，只有渐趋保守，陷于神权政治与世俗政治之间的纠缠。这一现象反而与林连玉在立国之初所倡导的“共存共荣”，渐行渐远。（注：近年来某国立大学推动一项寻找理工领域天才计划。首先在全国小学办两次测验，一层层筛选有天份的孩子，最后再让孩子集中在一起，学习人工智能等理工领域。然而在培训阶段中，被分为世俗课程与伊斯兰教数理课程两条路径。这一现象引发对教育公平性与世俗教育空间的广泛讨论。）我们应当回顾立国之初的宪法，伊斯兰教是国家的象征，当也仅限于符号象征，而非将神权政治的元素导入我们的行政体系之中。华教运动的驱动者，应当极力呼吁我们国家多元的世俗民主和法治体制，对神权政治的侵蚀有所警惕。
华教的故事，应当从我是公民，我如何让华教坚守我的故乡和社区开始。面对上述环境，唯有坚守世俗民主的立场，才能推动社会朝著“共存共荣”的理想发展。
本文为2024年华教节特辑系列文章之一，由林连玉基金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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