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性骚扰事件，是任何教育者心中最沉重的梦魇。它撕裂了信任，伤害了孩子，也挑战了整个学校体制的底线。事件发生之后，施害者依法被控，受害学生勇敢举报，全社会的关注与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在这场道德与法律的风暴中，却逐渐演变为一场针对个人或个体的道德围猎，仿佛将某个个体钉上耻辱柱，便能抵消系统性失灵的罪恶。我们不得不警惕，一场以正义为名的“猎巫行动”，正让真正的恶行在喧嚣中隐身。
这种“猎巫式批判”非但无助于保护下一个孩子，反而让我们在虚假的正义感中，错失去失直面病灶的勇气。“拒绝猎巫式批判”，不等于纵容失职，而是责任认定需要更精细的尺度。
在制度伦理中，领导者当然有不可推卸的监管责任。但我们必须区分“监管失误”与“道德共犯”。当社会用道德标签盖过事实细节、用情绪替代法治逻辑时，正义便容易沦为集体焦虑下的宣泄出口。将校长塑造成“全民公敌”，恰恰转移了对上述制度性溃烂的审视。
从个体清算到制度反思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我们的公共舆论系统是否有能力处理复杂、延迟、结构性的责任议题？校长是否应为“未能预防”承担政治性责任，这值得思辨。但是否该承担全部道德代价，乃至被人格上彻底否定，这种“零容忍”的非黑即白思维，实质上是一种制度懒惰。校长的责任边界是拒绝“圣人化”与“妖魔化”的双重陷阱。我们既要警惕对领导责任的逃避，也要警惕舆论的“二极管思维”。若校长知情不报、压制调查，则属共犯，必须依法追责。若其已履行基本监管程序却未能识破隐蔽犯罪，则属制度性失灵的受害者。
我们忘了，真正该被追问的，是那些制度漏洞为何长期未被修补；是教师筛选与监督机制为何形同虚设；是学生的声音为何始终微弱；是校园内部的申诉与保护体系是否足够可信。而这一切，绝非只靠一个校长的意志可以扭转。校长成为众矢之的，实则是因他处于“看得见的权力顶端”。而真正纵容罪恶的是那些失效的教师评估系统、形同虚设的匿名举报箱、缺失的性教育课程，却因“过于复杂”被舆论选择性遗忘。
超越猎巫 正视教育现场的复杂现实
教育现场的复杂性，只有身在其中的人才真正理解。一个校长，每天面对的不是数据与流程，而是人的选择、信任的流动、规则与情感的双重管理。我们不能要求校长无所不知。
校长是制度的执行者，但更是人性的中介者。他们肩负著塑造价值的角色，不该在一次制度性悲剧中被“全面清算”。接受教育者不是全知的神，而是需要制度托底的凡人。
“超越猎巫”，真正的正义，不应止步于情绪宣泄，而需构筑让善意向善的制度。“猎巫式”的狂欢可以瞬间点燃舆论，但制度的修补需要耐心甚至妥协。“我们应以制度接纳不完美的人性，而不是以替罪羊掩盖集体失能；应以持续改进为路径，而非彻底清算为终点，方能走出“惩罚一个校长，遗忘一群孩子”的恶性循环。
别让制度的失败逼退守护著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当中世纪的民众将天灾归咎于“女巫作祟”，他们获得了处决异类的快感，却错过了研究医学与公共卫生的机会。今天的我们“将校长推上舆论火刑柱”“孩子的哭声被遗忘在制度的死角”，便同样放弃了重建校园安全的机会。教育的真正希望，不在于找到一个“不会犯错的圣人”，而在于设计一套“让凡人不敢作恶的制度”。那些在愤怒中仍愿追问真问题的人，才是照亮深渊的灯塔。
教育者的责任，是守护每一间教室的底线；而社会的责任，是守护每一份守护的勇气。我们社会若无法区分过失与失德、无法容许反省中的继续承担，最终将逼退的不是失职者，而是那些原本愿意挺身而出的守望者。愿我们在愤怒之后，依然保有理性；也愿这个社会，仍值得教育工作者为之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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