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父亲到五金店买水泥，被店员要求出示身分证（IC）。他愣了一下，问店员说：“不到100令吉的东西也要登记？”
店员解释道：“e-invoice（电子发票）规定的是什么种类的东西要开，跟买多少没有关系。比如砖块也要开e-invoice，就算只买一块砖也是要登记。”
原本以为电子发票的推行主要影响的是商家与供应链，没想到连住在甘榜的普通消费者也难以置身事外。虽然政府一再强调必需品将维持零税率、政策“不会冲击底层民生”，但现实中，似乎并不如此。
自2024年起，政府分阶段强制落实电子发票（e-Invoice）制度，首批从年营业额超过一亿令吉的大企业开始，逐步扩展至2025年、2026年涵盖更多中小企业甚至微型业者。这场“无纸发票”的转型表面看是税务系统的数码升级，但在日常生活里，却给普通老百姓带来诸多不便。
电子发票引发疑虑
对消费者而言，电子发票给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买东西得提供身分证。尤其是涉及建筑材料、机械配件等被归类为“需强制开票”的商品，无论金额高低，只要系统认定是要发票的品类，就自动要求身份登记。不只是城市连锁五金超市，就连乡村老店都开始调试收银系统。
但大部分店主和老板也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明白也不了解为什么这些商品需要登记，面对满脸疑惑的顾客询问时，也只能说：“这是政府讲的，不关我们的事。”会不会有老板趁机诈骗？为什么买个东西也要公开身份？这些讯息会不会受到保护？老板不知道，消费者也不知道。
事实上，很多人至今对这套制度知之甚少。商家还有接收到配合申报、系统对接、培训员工等一点点指导工作，消费者这一端则是什么指导和科普都没有，完全不明白“为什么买个小东西也要提供身分证个人资料”，更别提这些操作背后是为了什么数据、记录哪些用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出“买几片砖和几包水泥来修补鸡窝也要IC？会不会太离谱？”的质问，导致一场税务系统升级的好事，变成了民众不信任并抱怨政府的另一个话题。
制度再好也需要教育
施行电子发票原本是为了提升税务透明度，打击偷漏税行为，也希望推动中小企业数码转型，更重要的是让国家增加税收的收入。但因为缺乏充足的宣导与人性化的配套机制，这项看似高效、现代的政策，就变成了一种“行政负担”，把基层小贩、小业主，甚至普通老百姓推入不必要的焦虑中，也引发误解和反感。
目前，能较全面理解电子发票制度与操作逻辑的，往往是税务人员、白领会计，以及中小大型企业的经营者。在他们参与的培训中，制度会详细说明哪些商品必须强制开票、哪些则可豁免。而这些关键信息，几乎没有有效传达到一般消费者和小商户手中。即便是每天站在收银台前的店员，也常常是一边摸索系统，一边向顾客索取身份证信息但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这么做。再加上解释不清，久而久之，制度的权威性也被这些混乱的体验所稀释。
制度的改革是好事，但问题是这场变革似乎来得太快，而基层社会的“思想准备”却太慢。对于乡镇的小生意人、靠现金为主的经济活动，电子发票意味著新的学习成本与技术门槛。一个扫码失败、系统延迟、顾客催促的当下，最先被焦虑吞噬的，往往不是偷税的大商家，而是那个甘榜的老木匠，和每天只卖几十块钱生意的五金店老板。很多人并不明白电子发票的功用，但为了避免被罚款，只好安装电子发票系统。他们不是不愿意配合，而是往往不知道怎么配合。
这些看似小事但反映的却是系统设计与基层现实之间的落差。在城市，这种数字化转型也许意味著效率提升、无纸化、税务合规；但在乡区，它可能就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没事找事”。
制度改革不只是技术操作罢了
笔者认为制度改革不该只是政府与系统之间的事，它更应该是一场全民的参与过程。电子发票的推行，也许是税务现代化的重要一步，但它所踩下的每一个足迹，都踏进了真实而复杂的生活里。从政策设计、资讯传达、技术配套，到公众教育，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被慎重对待，否则再好的制度，也可能在基层现实中变了形。
数码转型的速度可以很快，但社会的理解与适应需要时间。我们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丢给“系统”，更不能让原本就弱势的人群承担转型的成本。改革若要走得远，不能只靠指令，更要靠沟通、倾听和教育。
所以，问题来了：谁来解答我们的疑问？作为普通老百姓，我们究竟买哪些商品时必须出示IC？这种制度教育，在哪里才能获得清楚、可信的资讯？如果没有明确的公共说明，大家“傻傻不懂”的情况下，是否更容易被有心人利用？谁来解释？谁能解释？谁来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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