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泛中华群体本不是个非常讲求现代式宗教认同的社会，所以其实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身份及属性边界，除非个人皈依了犹太教、伊斯兰教、基督教，以及一些比较“隐秘”的民间宗教教派。职是之故，传统中国人和华人的宗教文化往往夹含儒道佛及民间信仰元素，且可随时于其中上下左右滑动，兼容并包、任意“调配”，诚乃正常不过之事。
然随著现代化的逐渐成熟，不少华人在偏西方的话语及体制之“挟持”下，只好选择一教作为个人的“代表性”宗教信仰，以满足如官方乃至非官方的硬性行政体系操作，也是不得已之事。即便如此选择未必真实反映个人的宗教信仰内涵及本质。于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国乃至一些东南亚社会，许多华人干脆选择佛教作为本身的宗教信仰“标签”，虽这未必名副其实，惟或正说明了佛教在泛中华群体的“后传统”语境中，还算是适应、过渡得比较成功的。
当然，如此成功或与佛教性质上比原本作为主流的儒教更符合西方定义中的宗教，所以更易于辨识及界定，但何以性质类似的道教却未能与其并驾齐驱，甚至超越之呢？显然，一方面是从民国时期起，佛教界就展开了从中国至东南亚泛华人圈的佛教现代化改革，包括“人间佛教”理念的提出和实践，经几代人的努力，扎实地扩展了佛教的影响力，或至少其可见度。相比而言，道教的处境虽与佛教类似，但改革的力度显然不足，以致未能及时开拓新的价值。
另外，相比于儒、道教，佛教还有更为普世化的有利背景，毕竟信仰佛教的社会横跨亚洲各地，在西方话语流行的殖民地时代就广被视为“世界宗教”之一。况且各国佛教之间一向也互有交流、支持、分享、援助，无形中更促进了其现代化。即便中国佛教早已有了自身的中华特色，但这也无损其享有更辽阔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底气，更能争取到掌权者的认知和尊重。这也是为何儒佛道三教之中，佛教乃最普遍和最直接被各方（包括非华人）拿来与华社对等者。
综言之，于当下的现代语境，或许泛中华群体的儒佛道宗教及文化系统中，从现实层面来论，佛教算是发展得相对较好者，然后是正努力追赶的道教，儒教则至今犹是身份不明，难以定位——甚至定义。
所以若说现今的三教秩序应改为“佛道儒”，或也不为过。惟若从更深层、悠久的文明积淀来论，儒教即便已失去传统的制度靠山，但由于长久以来主持、主导中华文明的核心思想及建制（包括家庭、宗族、礼俗），所以其实力不见得已全面淡出、消解。
实际上，即便所谓人间佛教，也有学者主张其实富含相当高度的儒教成分，毕竟尤其自明清以来，三教本就已相当融合或混合，而现代化刚好激发或凸显了中国佛教中的儒教式“入世”面向，据之寻索、塑造佛教的现代价值及定位；而这或相应地也可诠释为儒教通过佛教找到了其现代化的某种制度平台或机制，多多少少维系了其“经世”、“教化”、“礼治”的传统使命。
总之，在儒教还没完全建立其自身的现代化制度躯干及出路之前，佛教显然可把其部分传统精髓包揽、承担起来，在佛儒一家的精神下曲线推广、赓续儒教（当然是不抵触佛法的部分）。惟当然，如此模式亦或可复制于道教、民间宗教、民间信仰与儒教之间，充分展现传统中华文明的圆融、和合、共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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