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郑己胜表示，最低薪金是否仅是底薪，或包括其他福利并没有清楚宣布，而东马生活水准偏高，但东、西马的薪金却有所差异，可能导致两地经济失衡。
他是于今早出席巴西古当市议会主办的“劳动节嘉年华会”上，对媒体如此表示。在场者包括巴西古当市议员梁桂诚和李宝贵。
郑已胜说，郊区地带的员工月薪可能是700令吉，但雇主可能考量到成本问题而选择裁员，间接导致失业率提升。
“政府希望投资者到郊区发展，但最低薪金制却让城市和郊区员工享有同等待遇，那投资者怎么还会到缺乏公共设施、技术人员和码头的郊区？应以地区来划分员工薪金。”
他指出，外资选择到我国是因为本地员工薪金偏低，如今薪金的上调可能让外资不敢扩充，或撤离本地。
“6个月并不足让业者适应，负责任的政府应听取业者心声，多个相关单位曾声明希望拥有3年缓冲期。”
此外，他说，随著人力资本的提升，业者会把它转嫁在消费者身上，形成通货膨胀，不只是民众受影响，届时薪金上调的员工并无法获利。
他担心，外国驻本地大使馆会提出要求，让本身在本地就业的劳工也获得同等待遇。
“划一员工的薪金也引起业者困扰，如两名员工的薪金分别是600令吉和890多令吉，新制度下2人薪金分别增加300和10令吉，问题就此产生。”
郑氏说，政府可能认为此举能减少本地市场对外劳的依赖，留住本地人在国内就业，其实不然，举例来说，吸引最多大马人前往就业的新加坡，可能也会上调薪金，国人最终还是会越堤工作，政府做出宣布前应考虑周详。
另外，梁桂诚说，新制度对大型工业影响巨大，在成本上涨的同时，商家却不能轻易提高产品价格，惟他同意薪金提高或许能让员工逗留更久，毕竟员工难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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