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由三国，即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联合举办的世界杯于6月11日掀开序幕，表面上这是一场体坛盛事，足球盛宴，但也是一场关于资本如何流动、权力如何分配与全球化的赛场。
作为全球最大单项体育赛事，世界杯早已超越竞技本身，演化为一个由转播权、赞助、门票与授权商品构成的庞大商业体系。根据国际足联（FIFA）预测，2026年赛事收入将达约89亿美元／约400亿令吉，四年周期更可突破到130亿美元／527亿令吉，其中转播权仍是最核心现金流来源，达到了40亿美元／162亿令吉，而美国媒体机构就支付超过7亿美元／28亿令吉，相比之下，我国则支付了2400万令吉。
这也反映了，即便传统电视逐渐失去影响力，串流平台与短视频改写了媒体版图，世界杯仍证明顶级体育内容具备不可替代的全球定价能力，其是少数仍能同时穿透语言与时区、聚合数十亿观众的内容资产。
然而，世界杯的财富盛宴并非人人受惠。从商业模式来看，真正的赢家往往是FIFA，而非主办城市。门票收入、场馆周边商业空间、赞助收益、广告权益，甚至停车场收入，大部分最终都流向FIFA。相比之下，主办城市却必须承担安保、交通、公共服务及行政管理等成本。因此，承办的美国城市，即使拥有充沛资源，也有所不满，甚至出现批评FIFA的场馆与商业条款过于强势，压缩了地方自主空间。
实际上，不管是奥运会或世界杯的举办，从来不只是经济决策，更有著政治考量。主办国都将其视为国家品牌工程与软实力竞赛工具，赛事带来的并非短期盈利，而是国际能见度、投资想像与旅游红利的长期溢出效应。对政府而言，这是一种典型的“不可直接量化但必须争取”的战略资产。
2026年世界杯，另一些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这是在关税战、地缘竞争、移民管制与区域冲突背景下举行的。美国一方面希望透过世界杯吸引全球旅客与资本，另一方面却持续收紧移民与签证政策，使部分国家球迷面临更高入境门槛，伊朗、海地等国球迷与家属更是入境无门。这种结构性矛盾，也凸显全球化的内在撕裂。然而，政治对世界杯的影响远不止于签证和流动的问题。从伊朗与美国的长期对立，到俄乌战争对国际体育秩序的冲击，足球始终无法脱离现实世界的政治环境。
FIFA虽强调“让政治远离足球”，但现实恰恰相反，世界杯本身就是以“国家对抗”的形式呈现的，甚至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延伸舞台。毕竟，足球能成为全球第一运动，正因为它承载著民族认同、国家形象与国际关系等多重意涵。所以，政治与足球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始终交织在一起。
对马来西亚而言，政府以2400万购买转播权，让本地球迷可通过国营电视台收看全部104场赛事，显示世界杯作为公共娱乐与国族情绪载体的影响力仍然强大，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本土足球的长期困境，即自1970年代首次踏上世界杯外围赛舞台以来，大马始终未能走出亚洲区，踏进决赛圈草地。
最终，4年一次的世界杯不仅是体育竞技，也能反映一国运动体系的发展，更是观察全球政治经济变迁的一面镜子，
本文观点，不代表《东方日报》立场。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