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曼大学辩论队教练黄麒达是社会活动的活跃分子，尤其热衷举办读书会。他说自己和不计一切，倾尽所有全情投入的社运分子相比，根本不足挂齿，所以“是社会‘活动’分子，不是社会‘运动’分子。”他用8年把拉大辩论社拉拔长大，他在各个社团里安身立命，他没有声名大噪的野心，更倾向于默默做著自己感兴趣的事。
“如果你要访辩论相关的人，为什么不找一些明星辩手，而找黄麒达？”有人这样提问。把这个问题丢回给黄麒达，他说：“如果要以舞台经验来定义所谓‘很厉害’，那我确实不是。我从事的是辩论教学。”然而，他也不觉得这占了生活的很大部分，既无关伟大情操，也不涉及任何牺牲，“就刚好拉大辩论队需要有人带，辩论社要找到定位，那我就先扛起来，等找到人接棒再离开。”2008年起担任教练，至今8年，“现在稍微觉得满意了”，但他笑说：“但这也并不表示‘很厉害’。”
黄麒达的特别，来自于他本身就是个难以定义的角色。32岁的他除了担任拉曼大学辩论社教练，同时执教两所中学的辩论队外，也说不出他真正的职业是什么。他举办和参与社会活动，在各大社团出特刊或有需要时为他们撰稿，他写时评、是陈氏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也曾经是学运领袖阿当阿迪等人发起的网络电台“艋砂第一台”（Radio Bangsar Utama）中文部的一分子。他是商务印书局“衣鱼三人谈”读书会的导读人之一，是读书会“思辨会社”的重要一员，并在上个月和友人创立了新活动平台“业馀者”。
“因为最近有许多取得博士学位的朋友回巢，想说或许能提供一个平台办些社会活动，但必须找一个新的方式，让来参与的人更投入，而不是像以往只是主讲者在台上讲。大家可以围一个圈交流分享，现场可以喝咖啡，闷了就到后方看看画展，要摆二手书摊也行，大家可以过来选购。”因本地装置艺术家以接近免费的费用提供场地，场地的后方正是对方的画廊，黄麒达不讳言，场地费用的负担得以解决，“业馀者”也才得以正式创办。
黄麒达绝不是第一个有办活动的想法和理念的人，本地许多团体都在胸口涌上一团热血时热热闹闹地成立，最终却因走一步看一步、缺乏规划的态度而黯然结束。黄麒达也认同这一点，“有时候团体或活动的失败，不能推说是因为民众太冷漠，毕竟推动人也太轻易放弃了。”他补充：“现代人不是变得更冷漠，而是更失落。他们曾经支持过了，但是不起作用，所以灰心。”
疲惫感是社团致命伤
黄麒达认为，疲惫感是致命伤。推动人让自己陷入疲惫，组织就难以长久支撑。“‘艋砂第一台’就是个例子，一开始只有马来台，中文部是后来才成立的，费用的分担、意见的不同，挑战太多，就乾脆不做了。”想当初，把他拉进电台的是一名律师，“那时候也会担心会不会危险，会不会被捉这些事，但因为对方是律师，所以感觉比较安心，没想到开台第一天，他就不见了，躲起来自我封闭。算是逃跑吧，压力太大，他承受不住。”
“思辨会社”办电影分享会，黄麒达也曾经不计成本，除了场地的费用，正版的影碟也得花钱，亏钱并不是什么高尚情操，反而会拖慢成长的脚步。访问的隔天，“业馀者”举办第二场活动——社运分子法米惹扎（Fahmi Reza）的分享会，黄麒达说：“累积了经验，从之前的错误中学习，现在的我考虑得更多，‘业馀者’会更积极找赞助，找认同我们的人，摆脱经济上的困境，不要再苦苦地挣扎求存。”他突然提起：“当初电台中文部关闭时已经累积了1万名粉丝，而我们没交代就突然结束，我心底一直觉得有亏欠。所以现在无论如何都不会不负责任地轻易放手！”
辩手靠实践提升技术
大一时拉大辩论社创社，因和教练熟络，黄麒达成了其中一员，当时只有4个人。“我念八打灵公教中学，是辩论队很出色的学校，但是我没有参加。大学才参与，临场经验跟中学时期就活跃于辩论的队员相比，非常生涩。我主要是做幕后，收集资料、设计攻略和架构。”而今，在外人眼里，剖题确实是拉大辩论社的执著，黄麒达也始终坚持，论述的完整性和整体架构比辩论技巧更重要。
他感慨大马事实上培养了不少堪称明星级的辩手，但真正要说，却没出什么明星。“检视辩坛的内部发展，我们其实很不足。在台湾，辩论比赛有上诉机制，评审有15到30分钟的时间解释他们的决定，有时候讲评的时间甚至比比赛的时间更长。而我们也不是说完全没改善，以现在来说，中马区几乎每场赛事都设有公开讲评环节。”
黄麒达指，本地的辩论体系一直没有系统化的教学，而自己在这两三年内，已逐渐摸清该如何训练辩手，计划整合成教学大纲。他认为，拉大辩论社现在的环境相当健康，随时有足够的8个辩手可以上场（其中4人候补）。“我本身没受过什么真正的训练，甚至是成了教练之后才知道自己原来懂得辩论。因为觉得辩论是需要不断成长的技术，要成为优秀的辩手就要靠实践，所以很坚持每半年就找大专里的在籍辩手，通常是最出色来打一场友谊赛。”他笑说：“虽然有时也会输，但至少证明我教学是因为我做得到，况且也要多参赛，才不至于生疏。”
大马社会单调 忧心年轻人未来
在马来西亚念中文系，出路不广是众所周知的事，而黄麒达选择这个科系，一开始也不全然是基于对中文著迷。“父母希望我至少念到大学毕业。要说小时候的志愿嘛，那时候是看到什么就想做什么，一直到真正念完了大学才好好思考未来的路。选中文是因为觉得比较有把握，无论如何，没后悔过。”
大学即将毕业时，黄麒达开始思考，为什么到今时今日中文系的学生还得买港台书，“不是很早就有大马人去台湾留学了吗？那个时期，人家说马来西亚是文化沙漠，当时这个说法成立，但当初那些去留学的人，有部分已经回来发展了，有的执了教鞭，都已经那么多年了，为什么大马仍然被认为是文化沙漠？”他说：“那是因为没有人去执行一些具体的事。”
“我们的社会很单调。”他直言。“之前有个曾在新加坡工作的人到当今大马（Malaysiakini）当实习生，他说狮城太闷，吉隆坡比较好玩，但看得仔细一点，你会发现活动很零散，都是个体自发举办的，而民众始终保持先观望的态度。”黄麒达续称：“香港、台湾也有他们的问题，尤其香港居住环境窄小、工时长、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但他们可参与活动的丰富性，我们根本羡慕不来，独立书店里每晚都邀请大学教授讲一些不方便在大学里讲的课题；台湾也一样，虽然时时笼罩在随机杀人的阴影里，但他们几乎每一所大学外都有独立书店。”
好的辩手必须能够处理复杂的议题，再以简单的方式呈现，黄麒达说自己确实遇到越来越多能独立思考的年轻人，但同时也为他们感到担忧。“他们面对的未来是严峻的挑战，他们会处于无助的状态。就算不谈政治，经济层面也一样。但他们仿彿视而不见，只关心个人取向。”
总是和大专生混在一起，他认为大专生的想法很重要，“我不是说他们想的都对，而是他们怎么想影响了未来的路，很多学生在学校里很有梦，一出来就没有了。”“所以你想改变他们？”“不是改变他们，而是为他们提供资源”，他笑：“我能改变的人，也只有我自己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