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让NEP延年益寿

因为新经济政策（NEP）的流弊，马来西亚的少数族群，一般非土著/非马来人/非穆斯林对“保障名额”（Quota固打，以下交叉使用）深恶痛绝，认为其存在必然造成个人努力、竞争与绩效所限，视之为社会不公、经济不振之源。

连带所及，任何形式的“保障名额”，包括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提出的最低30%妇女名额，都变成“脏字眼”，轻易引起一些人的条件反射式的反弹。

尽管在“跨族群的政治正确”下，许多人尤其是政治人物会表达支持“以需要为基础的扶弱政策”（need-based affirmative action），作为NEP的替代；实际上，那到底是什么东西，什么是“以需要为基础”，社会其实缺乏深入的辩论。

保障名额3概念

“消灭固打”，反而成了“少数族群内的政治正确”，大家心照不宣。然而，全面反对“保障名额”，真的有利少数族群吗？同是少数族群，印裔的态度就与华裔不尽相同。他们要印裔在各领域比例有所提升，所以并不反对族群固打，只反对现有固打制不利印裔。

“保障名额”至少与三个概念息息相关：扶弱政策、比例（proportionality）与少数的过度代表（minority over-representation）。

扶弱的核心概念是认定有些群体是历史性不义的受害者，长期处于弱势，因此，不可能与社会其它成员在同一个起跑点竞争。这些弱势群体的最明确例子包括，印度千百年来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独立后为宪法明文提升的低级种姓与特定部落（所谓“宪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与“宪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祖上为奴、脱奴后依旧受歧视的美国黑人；欧洲的吉卜赛人；乃至一般国家的原住民族群。其他普遍被认定弱势者，包括身障人士、贫困家庭、乡区居民。

给弱势者优惠，不止出于社会正义或社会包容，或是消弥社会矛盾与冲突，从长远而言也扩大人才库，让有才华者不至于因出身贫贱而埋没。而扶弱的方式不一而足，不必然以硬性的保障名额行之，从禁止歧视、针对性选拔、选拔宽待、重点培训、资源辅助不等。

“比例”，就是一个群体在个别领域所占比例，应与其整体人口比例相符。以印度为例，一些州必须按照其人口中“宪列种姓”或“宪列部落”的比例，把部分国会选区划为特别选区，让这些弱势族群占多数，而候选人也必须只能来自这些族群，以确保其代表权。

少数的过度代表

与“比例”相关的一个概念是“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认为民主社会的运作应该在族群、宗教、性别、阶级上再现其人口的构成。

当一个领域的人口构成与整体社会的人口构成相差越大，就表示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越严重。然而，如果“描述性代表”被过度强调或硬性落实，选择与竞争自然就会在层层的区隔中被压缩，社会也不得善用人才。

当每一个群体，不分人数大小，都有相同代表时，其结果就不是“比例”，而是“少数的过度代表”。少数的过度代表其实在国际与国内政治都很普遍。

在联合国大会，不管是人口14亿的中国，或者人口1万多的图瓦卢，一国一票。在美国参议院，不管是4000万人口的加州，或者人口58万的怀俄明州，一州两席。我国政党联盟名义上最高机关，国阵理事会与希盟主席理事会，各党代表人数相同。

其逻辑是个别成员代表个别利益，不能以人口多寡来决定，有时甚至可遏制歧视和偏见。北爱尔兰规定，警察人数中的天主教徒与新教徒各占50%，以消除警察偏帮新教徒的认知。

NEP的背后是深层的土著主义特权思维，却聪明地包装成扶弱政策；而追求族群平等而反对最力的非土著/非穆斯林/非马来人，在论述上以绩效为主流，以终结固打制为最高目标。所谓“以需要为基础的扶弱政策”，徒有口号而缺实际政策细节。

譬如说，至少从1999年《诉求》就开始谈的“means test”（“家庭经济情况调查”，以此决定个人是否有资格得到国家辅助），从政党到公民社会，至今从未有深入讨论。

当“最低30%妇女代表权”从口号化为行动，对“保障名额”的条件式反弹就浮现，即使一些以中左自居者也不例外，对NEP理路的细微思辩似乎不足。

以NEP下的大学招生政策为例，它追求的其实是僵硬的“描述性代表”，土著有60%人口就要有60%学额，已经超过一般扶弱政策的做法，并压缩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