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者威尔玛‧穆勒（Jan-Werner Muller）在《解构民粹主义》（WHAT IS POPULISM？）中总结反多元主义、反菁英、排他性、批判被执政菁英腐蚀的体制为民粹政治的特征，乍看跟马来西亚氛围不相符，不管是种族或宗教本位的政党，如巫统和伊党都未曾公开否认过大马是多元主义国家。
“多元”与“人民”表述
确实，多元是各主流政党均接受的现实，但大马却陷进“多元各表”之中。例如，巫统“马来人至上”与行动党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是相对立的意识形态，惟前者想像的大马是土著居优下的多元社会，后者提倡的是族群平权的国度，尽管双方经常谴责对方是极端主义，但却未公然挑战大马多元的现实。因此，政党藉多元外衣否决对方意识形态，实践单元议程，建构唯我的多元主义，而这排他操作显然等同反多元主义的体现。
另一个特质是“人民”的绑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间，把自己打造成真正美国人，自然地票投特朗普的也必然是真正美国人，故“我代表人民”是民粹政治的展现。
回顾大马政坛，“rakyat”（人民）何曾不是朝野政客的口头禅？希盟509竞选期间，将国阵比为盗贼统治，凡真正的大马选民须票投希盟以否决纳吉政权。又如希盟当朝期间，巫伊在马来社会型塑“行动党劫持”，行动党破坏体制和撕裂族群，火箭人乃真正的国家敌人，因此为救国宁可不择手段。不论希盟或巫伊，使用相同手段，即己方是强大正义的民意代表，彼方则是弱小邪恶的全民公敌。
民粹主义中的去菁英化也显现于我国政坛，纳吉成功通过社交平台咸鱼翻身便是铁证，不管是面子书内容还是生活实况，纳吉早已告别前首相的高帽，而是幽默风趣且去政治化的“Bossku”。反看哈迪、敦马、安华却相形逊色。不得不说纳吉成功建构专属的框架，想寻乐的网民在接触讯息时自然瞄向纳吉，然后纳吉借由娱乐性框架施以政治化的曝露，如此进一步为激化马来社会的民粹意识凿开洞口。
在我国，民粹主义也植入族群、宗教和地域的差异性，其中，民兴党的“沙巴汉的沙巴”和砂盟的“砂人的砂拉越”，以及近年掀起的柔佛民族均为地方主义的民粹面，惟主流的本土意识仍未过度触动分裂国家的本位。
本土意识与宗教动员
以沙巴民兴党为例，党魁沙菲宜阿达及其追随者于2018年大选前不断散播本土意识，建构“先沙巴，后大马”的论述。而且该党在解套西马时，将沙巴的贫困落后归咎于“马来半岛”的巫统及其本土代言人，因此，有尊严的沙巴人须把票投给有尊严的民兴党，但是大家看到的是民兴党一方面也与希盟结为策略伙伴，是故其强烈的沙巴人意识却也带有“参与大马”的意涵。
至于宗教领域，可追溯回丹绒比艾补选间伊党为马华助阵时的说辞，该党曾向马来社群示意，马华是已驯服异端（kafir zimmi），因此，穆斯林需诸如马华和国大党的使者引领非穆斯林，所以为了穆斯林大团结就必须支持马华。在这当中，伊党尝试用伊斯兰典故说服马来选民票投黄日昇，此番宗教式民粹动员可谓熬费苦心。
一直以来，国内讨论收容罗兴亚难民都会带入宗教层面的争论。4月尾时大马以疫情之名拒收计200人的难民船，在国际遭到人道谴责，在国内却一反常态，舆论普遍认同政府的做法，外加一些在地难民的不当言论（如索取公民权）引燃一波广泛且激烈的仇外情绪。值得一提的是，大马“全民”的转态意外达成一致的共识，实属少见，讽刺的是，这共识是建构在排他的基础上。
马来西亚尽管算不上健康的民主体制，却患上了当代民主国家的民粹通病，并且发展出族群、宗教和地域差异的专属模式，更堪忧的是，巫统和伊党曾为选票而右倾炒作，反而壮大极右的伊斯兰组织和马来主义政党如土权党。对于解除之道，显然马来西亚必须透过自己的方式解决：从对话建立共识，从文化上逐步会通，再过度到政治上寻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