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登嘉楼州务大臣拿督斯里阿末三苏里成了众矢之的。堂堂州政府首脑在水灾灾黎陷入水深火热之际,不但没有坐镇灾区指挥,反而身处国外与家人共享天伦,不知当初义无反顾投下手中神圣一票的支持者是否悔青了肠子。
当事件持续发酵,登州行政议员出面缓颊并强调赈灾工作已经安排妥当,大臣就算缺席也不会造成任何影响,还呼吁各造不应将此事政治化。这番言论居然从伊党议员口中说出,实在是令人莞尔,展示了何谓双重标准的最高境界,毕竟将鸡毛蒜皮的小事化大本来就是伊党的看家本领,类似的行径罄竹难书,信手拈来包括盘舞节庆典、啤酒节活动、禁止演唱会、食品名字命名风波等。
面对排山倒海的批评声浪,登州大臣选择道歉了事,似乎一句道歉就能逃过失责的指控。及后,登州政府也宣布将发放1000令吉的援助金予登记的每户水灾受灾家庭一家之主,以及发放1万令吉抚恤金予水灾罹难者家属。犯错之后再给一点甜头,这正是我国政治人物惯用的一贯伎俩。问题是,国人几乎都买账,这也促成我国政治体系问责制度的缺失。
等待水灾来袭才发出抚恤金,这动作实在是慢了点。虽说是政府关怀人民的心意,但未雨绸缪更为实际。每每到了年秒,我们都会发现奇特的现象,部长与高官们均表示一切救灾计划已经准备就绪。
这不禁令人纳闷,为何这已经成为了常态?年杪水灾来袭,是你我皆知的事情,为何就不能主动采取对应措施预防灾害的到来,而是非要等到事情发生后,才展开救援行动?
不能否认的是,气候变迁影响了降雨量,但是作为《巴黎协定》的签署国 之一,我国向联合国呈交了涵括包括水灾应对措施在内的计划报告。无论多详尽的计划,一旦没有匹配相对的执行力,那最终只会沦为纸上谈兵。
打个比方,作为一国之都的吉隆坡一而再再而三地难逃成为水乡泽国的噩运。《2021年第一系列国家总审计司报告》就揭露,吉隆市政厅尚未完全落实拟议的短期防洪措施(2018-2022),18个项目中仅完成2项。
因此,团结政府有必要积极地审视并展开各种防洪计划,才能有效解决水灾问题,否则我们永远只能在水灾深渊里不断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