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近日发布报告指出，大马在2024年共判处了24项死刑，较2023年的38项有所下降。然而，这24项判决中有9项涉及毒品罪行。此外，截至2025年1月22日，全国共有140名死刑犯，其中40人因毒品相关罪行被判刑。
这一数据不禁令人深思。尽管部分判决尚未定谳，但在做出如此不可逆的判决前，是否应该更加审慎？死刑是剥夺生命的极刑，与其他刑罚截然不同。一旦执行，即无法挽回。因此，唯有在罪行极为严重、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才应考虑判处死刑。相较于谋杀、恐怖袭击等更严重的暴力犯罪，毒品相关罪行显然并非最严重的罪行。
未来，马来西亚应修法，逐步将死刑从毒品罪中剔除，使刑罚更贴近罪行本身的严重程度。这不仅是迈向更合理司法制度的重要一步，也是符合人权保障的必要方向。
当然，正如国际特赦组织马来西亚分会临时执行总监维拉希妮（Vilasini Vijandran）所言，最终目标应是全面废除死刑。然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并不容易。社会上多数民众依旧支持保留死刑，这使得废除死刑难以成为政府优先推动的政策。
目前，笔者认为死刑存废的辩论可大致分为两大层面：功能面与原则面。
死刑的功能面
从功能的角度来看，不少死刑支持者会从以下三个角度出发。
第一，具有吓阻效果。不少人相信死刑能够吓阻潜在罪犯。然而，多项研究表明，死刑的吓阻效果并不显著。这一点不难理解。对理性的人来说，仅是面临长期监禁、失去自由，往往已足以构成威吓；而能下定决心犯下重罪者，可能并不在乎后果。更何况，刑罚效果也取决于破案率与执法效率。
第二，节省国家资源。也有人认为，代替死刑的长期监禁等同“养坏人”，是国家资源的浪费。对此，我们应思考是否能建立配套制度，如监狱劳动制度，让服刑者通过劳动自给自足，甚至将劳动所得部分用于赔偿受害者或家属。
第三，“杀人偿命”、“以牙还牙”的观念。然而事实上，受害人家属的心情远比我们想象中复杂。有些家属表示，即便犯人伏法，也难以真正“偿命”，因为他们深爱的家人无法复生，很多需求也并非死刑所能赋予。当然，只有当事人才知道死刑是否能抚平伤痛，我们可以做的，是多沟通与了解他们的想法。
死刑不仅功能有限，甚至可能带来严重负面后果——误判。死刑一旦执行，便永远无法挽回。因此，在司法系统无法百分之百避免错误的情况下，废除死刑是更为妥当的做法。
若我们能从死刑的功能性著手，与社会大众对话，探讨替代方案、了解死刑的无效与潜在风险，也许就能逐步打破人们对死刑的迷思，慢慢为废除死刑铺路。
死刑的原则问题
撇开实用性的考量，笔者认为死刑在原则层面所引发的争议更加根本、也更难消弭。
一种常见的反对死刑的意见是：如果“杀人”本身就是错的，国家就不应该“杀人”。
笔者认为，这并非全然否定国家在某些极端情况下动用致命武力的正当性，例如防止恐怖攻击、保卫国家免受侵略等，这类行为可类比于“自卫杀人”，也就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出于保障生命权，而剥夺罪犯的生命。
但对于已经被国家拘押、无法对社会构成威胁的罪犯执行死刑，就无法归类为保卫行为，而是报复性惩罚。
有些支持死刑的人会主张，既然罪犯剥夺了他人生命，那他也不配再享有生命权，因此国家可以剥夺他的生命。这种说法看似是在保障生命权，实则却将生命权与复仇和惩罚挂钩。国家不再只是为了保障他人生命而能够剥夺罪犯的生命，还能为了惩罚目的剥夺罪犯的生命。这动摇了生命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此，若我们真心认定生命权是最基本、最应受到保障的权利，国家就不应再以剥夺生命的方式来作为惩罚手段，而是担任好保障生命权的角色，努力提升社会的安全网。
当然，死刑的争议远不止于此，本文仅是浅谈个人所思所感。死刑虽然只会施加于极少数人，但是却涉及到每个人最基本的生命权。此议题值得我们不断反思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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