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皇帝宋孝宗在《三教论》里总结儒佛道为：“以佛修心，以道养生，以儒治世”，充分反映了早在宋代乃至更早，三教的并行、分工及互补关系业已被中国人普遍认知及认可。同时也说明了中国社会一贯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现实主义，以及融合性或和合性思维，即不同的宗教或意识形态，只要“有用”（或至少无害），就不妨“都要”或“包容”之。这显然与后来邓小平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的意旨大体相承。
惟当然，基于同样的主义和思维，也不能低估中国社会的当权者对任何宗教或意识形态的时刻防备及严管态度，绝不会放任其完全自由，遑论野蛮生长。毕竟尤其在古代，于国家行政机器尚未如今天那般严密和高效的情况下，不受监督和管控的宗教或意识形态，经常有可能发展成占据乃至垄断自然及社会资源，甚而颠覆、挑战中央权威的政经文教势力。换言之，当“有用”者变质成“有害”后，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政权的回应通常也是相当迅猛的。
总之，在传统中国，儒教早就被定位为以“治世”为主要范畴和功能的教化及规范系统。虽说一些儒家士人未必满足于此，所以后来才发展出比较具体的儒教修心之学，如宋明理学（包括阳明心学），但其理学带有浓厚的佛教味道，也是不争的事实。惟治世的儒教被封为执掌实权的政教意识形态，从里到外，长期以主位主导著中国社会，佛、道两教都得受其安排乃至制约，也是有目共睹之事。不过儒教虽坐大，却并未不容他教的存在，堪算是挺文明的。
但是到了现代，如前文所提，儒教的官方尊位随著传统中国的崩塌而被陪葬，即便其绵延了两千多年的影响力不会瞬间即灰飞烟灭，但确实陷入了“无位”的尴尬处境。毕竟，自清末以来，出于改革乃至革命的需要，传统元素必然被严格反思、检讨、清算，甚至干脆被拿来当批斗和献祭的对象。就算不是没有一些较冷静者呼吁不该“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但毕竟斗不过反传统主义者的狂热躁动，所以儒教到底还是争取不到一个现代“番位”。
于是，即便今天检视中国乃至海外华社的一些政经文教制度或风气，包括政权架构及运作方式、民生治理、民间办学、企业经营模式、社团宗旨、民俗活动、读经运动、升学主义等，其实挺有儒教馀韵的，只是（尤其属官方者）不能再公然冠予儒教之名，否则即犯政治不正确，很容易挑动反传统主义者的敏感神经。事实上，名堂上显然涉及肯定、标榜儒教的事物，比如读经、祭孔，乃至积极推广传统礼仪文化的汉服运动，的确会招惹一些批评和抵制。
综言之，中国的佛教和道教，因自古以来即被迫通过自立、自营本身的一套鲜明建制来维持其社会意义、价值及地位，所以反而较容易转型为现代佛教和道教。虽说两教也曾遭遇反传统主义的猛烈攻击，但因以西方模式为样本的现代制度对符合西方主流定义的宗教内涵及形式较友善，所以两教很快即找到其现代定位。儒教则因太过与传统政教理念及体制绑定，结果与西方模式格格不入而沦为现代语境下的“边缘人”，不知该如何融入现代。
质言之，不仅中国，韩国、越南和海外华社的儒教其实也面对类似的现代“失位”困局。印尼儒教虽化身为被官方承认的“六大宗教”之一的孔教，算是个局部有效的重新定位尝试，惟其到底继承了多少儒教传统，又吸纳、结合了多少外来元素（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民间信仰元素），眼下的发展是否有实质的成绩及稳步成长的希望，均有待观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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