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儒教因为被历代掌权者奉为“政统”、“道统”、“法统”等之主要根据，所以除非中国遭遇翻天覆地的改变，如说被政教合一的外来势力占领（如古代伊朗、印度、拜占庭的遭遇），或被完全殖民地化（如诸多非西方社会，尤其南美洲的情况），那这种儒教至尊的局面应该很难被替代。
于是乎，儒教大体上根本就已和古代中国人的思想及生活深度绑定，成为人们近乎集体无意识地奉行的“正宗”、“正统”，“天经地义”之观念及规范。即便有信奉特定宗教者，包括佛教徒、道教徒，乃至伊斯兰教徒，以及诸多民间信仰信徒，实际上往往同时也是儒教的遵从者，甚至坚定的拥护者。当然，间中也偶有少数“清醒”或“非典型”的知识分子不时起来造儒教的反。
换言之，古代的儒教实际上是毋需自立某种特殊“建制”来自寻社会定位、自显文化价值的，毕竟没这必要。反正从国家到社会到家庭到个人，都已锁定在儒教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由官方支撑或背书的大网络里。这加上古代的中国文明在东亚区域基本上没有可与之实质竞争的对手，所以也就不太有堪作为对照的“儒教他者”之存在，也因而不太需要藉以明确、凝聚我群，区分敌方的“儒教徒”认同及身份，乃或“儒教”之概念和意识也相对薄弱。
如此局面一直维持到清末民初，随著西方先进近现代文明的逼临和渗透，儒教中国才开始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于是原有的政统、道统和法统都渐渐站不住脚了。这加上遭遇天下大乱，国难当前，人们才开始从质疑、检讨到直接批判、摈弃已“证实”属残旧、落后、僵化、封闭，乃至野蛮、“吃人”的儒教。其实相比于某些非西方社会在遭遇外来挑战时盲目捍卫、拥抱自家传统，不少中国人能够理性反思、衡量儒教，其实还算挺“开明”的。
总之，正由于中国已不再是那个东方独大的文明古国，儒教才面对今天的尴尬处境，毕竟其已失去一向来作为高高在上、无所不包，乃至泽被四邻的政经文教老大的至尊地位。且吊诡的是：正因为儒教向来也是个相对重理性、重实践、重实际、重实效的偏“实用主义”甚至“功利主义”意识形态，所以其信众（或受众）善于依具体情况来做自我调整、适应、评估、取舍、改良及发明，方导致其传统意义及价值遭到一定的削弱乃至遗弃，可谓宿命。
无论如何，随著中国和东亚社会的现代化逐渐克服了各种摸索和转型期间的问题、弊病、阵痛乃至乱象，且越来越表现出色，那儒教作为主流大传统之一，是否还有能证明本身之意义及价值的空间和机会呢？
虽说一般人的印象中，正是借鉴和追随了西方现代模式，中国和东亚社会才能实现其现代化，但其实也有人认为社会制度，尤其经济和政治模式的西化不一定会带来现代化，毕竟也有太多失败的例子，而东亚的现代化，其实内里还是有儒教的因素在发挥一定的作用。换言之，“文化”也是发展的关键推手之一，而碰巧东亚社会（包括新加坡和越南）正是所谓的“儒教文化圈”。
当然，问题是：自19世纪末以后，中国和东亚社会的儒教大传统元素到底还剩下多少？毕竟，尤其在中国大陆，反孔运动还曾经如火如荼过，而如新加坡、香港者，也因曾被殖民而相当程度上已西化。如果微不足道，那就无以说明其现代化的成败与儒教有关，然若儒教虽已跌落神坛，但却从来没自其整体社会生态中淡化、抽离、消弭，只是失去了堂皇的“名份”，那或就仍可能与有关成败挂钩（如说在民生管理、工作伦理方面的正面影响）。
综言之，作为个维持了两千多年的大传统，儒教于过去也不是没经历过各种起起落落，但到底还是挺了过来。只是当下的现代化，包括全球化到底是类似以往所遭遇过的挑战，还是前所未有，规模及程度均属空前的大变化，仍有待观察。若是前者，那可能再过一段时日，或许儒教换了个现代面目，又成了个活跃的意识形态权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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