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至少2007年以来，美国与欧洲经济的持续不振和由亚洲经济的相对持续活力，令许多人对亚洲的崛起充满乐观，甚至叫嚣亚洲应该领导世界。唯要更完善的展望亚洲的前景，可能对亚洲的现况与潮流还是应有一定的理解。
在大多的情况下，国际上讨论亚洲时，主要还是以东亚为主轴。
二次大战后，战败的日本在极短的时间里从废墟里再次站了起来，成为近代亚洲的首个经济龙头。不久后，韩国、台湾、香港与新加坡这亚洲四条“小龙”也逐渐抬头，成为亚洲经济表现的佼佼者。再后来，马来西亚、印尼、泰国与菲律宾这四条亚洲“小虎”也开始咆哮，成为世界贸工体系的新成员。但1997年的一场亚洲金融风暴把一众小龙、小虎几乎皆打得人仰马翻。好几十年辛苦建立起来的经济成就，有者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更早前，日本经济也踏入滞涨（stagflation），一直延续了近四分之一世纪至今。
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东亚的另一条巨龙：中国——赫然崛起。中国自其改革开放以来，突飞猛进的经济发展，当然令人刮目相看。几年前中国经济整体规模业已超越日本，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当下如采取购买力平比的标准来说，甚至有直追与超越美国之势。中国近来所推动的亚洲基本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一带一路”的倡议，也再再的奠定了中国在亚洲的领导风貌。
当然，在东亚（也可说包括东南亚）的灿烂光芒的周边，亚洲的另外组成部分也还是颠颠簸簸的走著自己的路。人口直追中国的印度，经济表现仍然原地踏步。毗邻的巴基斯坦，不时在宗教与极端化国家现代化之间挣扎求存。而中东各国，因天然资源使然而富裕者仍旧不肯开放封闭的社会文化；其他有者（如叙利亚）直接陷入内战、有著军阀横行（如阿富汗）、有者严重的治安问题（如伊拉克）使到外资裹足不前。茉莉花革命（也称阿拉伯之春）也许送走了一些独裁者，但看来也迎来了好一些极端主义者。
在如此复杂的大环境、大背景下，亚洲当下的状况或可从五股汹涌的潮流相互交错间来略见一斑。
最强大经济潮流
第一股毫无意外的是亚洲最强大的经济潮流。但亚洲未必能从举世经济不振的大势里独善其身。在这环球经济千丝万缕的现代社会里，如此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很大程度上，亚洲经济的疲惫已开始流露出来。即便在中国，我们已看到所谓的“新常态”经济成长。在日本，安培经济学的三支箭里的首两支，即财政刺激与货币宽松已然射出，但制度改革的决心仍然乏善可陈，整体经济成长当然也就差强人意。
况且，即便是时有可为的亚洲经济表现，其泡沫化程度也每为人所诟病。亚洲各国节节上升、居高不下的地产价格，未必是实体经济的最佳表率。而股市的越炒越高、当局的积极市场干涉，也未必是促进长远实体经济的最佳手段。另外，亚洲的所谓高速经济成长，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也是庞大的。大规模的环境污染与食物安全问题不时爆发，也期待著更持续性、更系统性的解决方案。
第二股是牵涉到亚洲战略层面的潮流。亚洲好一些国家鼓噪不安的国民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促成了彼等在相互交往时的更为冒进，从而引起一定的矛盾。中日之间就二战历史的歧见与钓鱼岛的主权争议、日韩之间就殖民历史与独岛主权的争议、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就南中国海的领土海域争端，以及印度与巴基斯坦无休止的就克什米尔的主权争执等，都为本区域带来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耳目一新领导人
印度与印尼这两个原先充满希望与期望的人口大国，在经历多年的几乎自动驾驶式的领导后，皆迎来了令人耳目一新的领导人，然而彼等到底是痛下决心欲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还是也终归沦为民粹式的大英雄，言之过早。美国的重回亚洲或“再平衡”，以及其与中国实质上的别瞄头，几乎无可避免的促使亚洲好一些中小国家小心翼翼的“选边站”。在如此紧张对立的亚洲形势下，军备竞赛一触即发，各国纷纷在武器装备上争先恐后的推陈出新，长此下去，对区域和平的后果堪忧。
亚洲当下的第三股潮流是有关人理（Demographic）的，即高龄少子化（或称老化）与年轻化在经济建设程度不同的亚洲国度里的同步发生。在一些较发达的亚洲国家，生活素质的优化造就生育率的急速下降，人口逐步老化的现象日益严重。在另一些较落后的国家里，人口几乎无节制的增加，大量的年轻人口超越了经济所能支撑的工作数目，所以为家庭与国家制造了沉重的福利负担。在此两种人口模式里，日益萎缩的某些年龄层皆须“养活”另一些日益庞大的年龄层，造成所谓的跨世代公平问题。亚洲国家也因此必须建造更多用来照顾年老无依或年幼无技者的基本设施。
亚洲当下的第四股潮流是关系到社会和谐的，即越来越巨大的贫富鸿沟把社会无情的分化。在好一些亚洲国家里，国民生产总值与基尼指数（Ginicoefficient，即测量国民收入差距的一个系数）几乎同步增长，所以整体上国家也许富了起来，但其国民却可能继续在穷困中挣扎。
无他，大多的劳动群众辛勤奋斗，却每每未能公平分享劳动的成果，因后者被把握在少数根深蒂固的社会精英手中。劳动群众们所面对的反而是低微的工资与高涨的物价。传统上的城乡发展与生活素质差距，已然蔓延到城市里的不同角落的落差。这一点，在如马尼拉、孟买等贫民窟与巨富华厦排排坐的城市，尤为显著。也许，目前几乎唯一能制止此等明显社会差异沦为社会动乱的因素，可能还是所谓的“次就业”（underemployment），即拥有某种程度的技能者，未能施展其专长，而需屈就一些较低技能要求的工作，以便得以糊口。
但亚洲最让人忧心忡忡的，还是第五股有关意识形态激化的潮流。有些人认为宗教信仰乃极端主义或不容忍思维的主要肇因，但我觉得至少以上第三与第四股的当下潮流，也是不可忽视的推手。在社会经济极为不公的大环境里，对虚无缥缈的“理想”目标的追求、以至对抽像的他人的仇恨，还是极有心理上的自我安抚能力的。这类极端主义与激化思潮，不一定与民族主义或爱国意识有所关联，有些甚至是跨国度、跨文化的。在一日千里的社交媒体轻易联系之前通讯困难的世界各个角落的便利环境下，极端主义与激化思潮的传播更是无往不利。
更有甚者，个别充满仇恨者者更参与暴力恐怖主义，滥杀无辜。近年来伊斯兰国组织（ISIS）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崛起、坐大，以至来自包括亚洲各国的追随者纷纷奔赴中东“参军”，如幸存而回国，则在当地传播恐怖主义，或协助伊斯兰国组织的再行招兵买马，实为现代安宁社会之一大警钟。
在亚洲的这五股当代潮流的冲击交融下，亚洲在短期的未来未免显得问题重重。但妥善处理这些问题，还是可衬托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亚洲。
本文原载新加坡《怡和世纪》杂志，改编自笔者在亚洲策略与领导研究所举办之亚洲经济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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