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年马来亚建国（更早可追溯到1952年地方选举）到今天，各种形式的政党结盟先后出现，有左的也有右的，有保守的也有激进的。惟各家政党缔结的联盟不外乎与选举和席票有关，可是不同的结盟方程式却在选举和席票有不同计算，据此，本文浅谈主要的政党联盟，并于文末施以综合性的总结。
国阵其前身是巫统、马华和国大党组成的联盟。联盟的创设跟50、60年代确保马来西亚亲英反共的立场及维持战后社会秩序有关，可若达致此二目标就必须得到民意委托的正当性，因此，英国当然需要最可信的政治菁英以及能得到最多支持的团队，从选举中获得最大委托。
国阵消化反对政治空间
东姑领导的联盟以最佳方程式——单元意识形态的政党所组成协商式联盟，在1955、1959和1964年赢得2/3国会议席，遂让联盟得到英国当局的高度信任。然而，后殖民的蜜月期到1960年代结束，首先是紧急状态令的解除，另一方面是新加坡离开大马的余波盖过反共和爱国的热情，以及联盟政府在社经发展上应对不当，造成1969年第三届大选的重击。
1969年联盟失去国会2/3优势及随之发生的513暴动，致使大马面临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政党重组，原为在野的民政党、人进党、人联党和伊党响应敦拉萨的号召在1974年组成国阵（1978年伊党退出），此模式一直维持到2018年大选为止。
所谓国阵模式其实就是政党大联盟的概念，国阵旨在消化反对政治的空间而非削弱在野党，企图将选举变相为继续当权的“仪式”，以致国阵是一个结合国家机器和政治资源的命运共同体，不单只是为了席票的竞选联盟，是故若国阵不再是执政党，自然而然地会面对2018年政党轮替后般树倒猢狲散。
另一边的在野阵线模式可追溯到1957年，劳工党和人民党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接著1965年李光耀倡导的团结总机构和1969年在野党之间的竞选协定，紧随著1990年伊党领军的穆斯林团结阵线（APU）、46精神党和行动党主导的人民阵线（GR），1990年代替代阵线、2008年人民联盟跟2015年希盟联盟，与国阵有别，这些在野党组成的联盟纯粹为了票席最大化所使。
在野党持续重组
不难发现，各党基于最佳的竞选状态联盟，以夺取国阵票席，假若选举成绩不理想便一拍两散，如果有所突破则苟且维持。惟，如果在野党一段时间内尝试推倒国阵无望，在野党会互相推卸以寻机重组。社阵、替阵、民联和希盟实际上都逃不出选前联盟的框架，因此造成在野党不断调适，持续重组，设想变出不同的竞选方程式，致使在野阵营未能发展出稳定且向心力强的类国阵模式。
除了以上模式，还有其他自居第三势力和地方主义取向的次级模式。例如，为了让第14届大选的搅局举动赋以正当化，伊党跟其他小党在2 0 1 6年组松散的和谐阵线，以第三势力名义回应不选边站的立场。当然，伊党旨在维持选票基本盘，无意经营取代国阵或希盟的议程，因而和谐阵线也就形同虚设。诸如第三势力的政党结盟层出不穷，惟因相对多数决单一选区制使然，第三政党或联盟注定失败。
受地缘因素支配的政党联盟也是大马政治特色之一。2018年大选后退出国阵所组成的砂拉越政党联盟，以及2020年民兴党、民统党和希盟缔结的民兴党+。显然，这些也是竞选联盟的形式，不过受到地方性限制，只能充当鸟笼内的金雀，不能成为横跨东西马的猎鹰。
至于巫统和伊党组成的全民共识纯粹是两党的停火协议，其背景为制衡希盟政府和壮大在野声量，全民共识并未就议席分配、资源配额达致共识，而且最大目的是避免巫伊双方相互抢夺票席。国民联盟和沙巴人民联盟，两者属于“应急”的政党联盟，其组成动机是出于维持执政地位的目标，相比于国盟、沙民盟，同样为了执政的国阵仍有一套应付选战的分工机制，有较强的组织性，也有切合政党和族群分工的论述，易言之，国阵不完全只是为执政的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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