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学术界与媒体普遍认为，当前的世界是个两超多强的格局，如美中两国是两大超级强国，其他如俄罗斯、德国、日本等则是多强。
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角度看，在2024年美国的GDP是约29兆美元，中国是约19兆美元，远超德国、日本与印度的4.7兆、4兆和3.8兆美元，以上是以美元汇率计算的GDP，若以购买力平价（PPP）计算，其实中国早就超越美国。由于美中是两超，因此两超的关系自然备受各界注目。
过去10多年来，学术界与媒体流行一种新兴大国崛起难免会引发与即有强权的冲突，甚至是战争，即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有人还举例说明，从16世纪到今天，曾出现过16次新旧强权并存的现象，其中有12次发生战争，而仅有4次没有发生直接冲突。
这个史实使许多人担心美中之间会否也会发生大规模暴力冲突。
只是世异则事异，由于核子武器的出现，美中之间虽有博弈尚不至于发生战争；毕竟，核战的后果是难以想像的。
既然要避免热战，两超之间便进入另一种冷战状态，如前美苏之间的冷战格局。在21世纪之前，由于中国的和平崛起不明显，两国之间尚可和平共处，互利互惠；只是进入21世纪后，情况有所改变，特别是2008年美国发生次贷危机后，美国对中国的崛起特别警觉，甚而至于提出要经济贸易上孤立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只是这一协议构想在2016年特朗普上任总统后便被废除。这里也突显出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应对中国崛起的不同战略。
奥巴马与拜登较重视在经济贸易上尽可能孤立中国，以便削弱中国的综合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毕竟，长期来看，经济实力是国力之本。国之富强在于先富后强，不富不强，只有富了起来才拥有可持续的综合实力。历史地看，也确是如此。
19世纪的英国便是靠以商强国，以兵卫商的战略崛起。19世纪未20世纪初，中国的新兴资产阶层如郑观应便已提出商战比兵战重要的商战为本兵战为末的战略思想。搞洋务运动的李鸿章也意识到富是强之本。
回顾历史，前苏联会败给美国，根本原因也在于前苏联的生产力比不上美国，结果是在军备竞赛中给美国搞垮，如星际大战。可见商战才是战略竞争的根本。奥巴马试图以经贸手段孤立中国，以削弱中国的综合实力，确是有其远见。拜登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这个战略思路，如试图削弱中国做为世界工厂的地位与实力。在这种思路的引导下，民主党政权不惜继续让其盟友持续拥有对美贸易盈馀。
只是特朗普则是另一种做法。特朗普是位在商言商的现实主义商人总统，他较不会考虑那些大战略而仅考虑如何使美国逆转贸盈馀，以及为美国人创造就业。对特朗普来说，谈什么民主人权法治是多馀的高调。
实则，特朗普本人便具有专制倾向，也想当个强人总统。对他而言，三权分立只是妨碍他做大事的阻力。这种重视现实实利实惠的做法是否短视近利，则见仁见智。只能说，他是位富有商人本色，重视商业交易的实利实惠型商人总统。
中美僵局
做为一位精打细算的商人，特朗普可以六亲不认，不论是盟友与否，只要对美货品贸易出现逆差便要祭出关税大棒，用“关刀”改善逆差。出于这一思路，特朗普不惜用强权就是真理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强硬手法来实现他的目的。
对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中小型经济体而言，他们不得不认气吞声地向美国妥协；只是大国如中国或欧盟则敢与美国对著干，特别是中国强调不惹事也不怕事，中国能站稳脚跟，要求平等对话，无疑使特朗普感到不爽和没面子，从而特别对中国大加特加离谱的145％的关税。
只是中国也不受要胁，从而使两国陷入僵持局面，这个僵局何时才能打开？
从务实的角度看，特朗普应该不会让他国从美国对抗中长期得利。理由很简单，特朗普是位斤斤计较的商人，而不是大战略家，美中对立虽然中国会失去美国市场，美国也会失去中国市场。与此同时，美国也得从其他国家进口必要的中低端货物。
伸言之，贸易逆差依然会持续出现，只是盈馀不是在中国而是在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损失就大了。一是失去了中国这个大市场；二是逆差无法在短期内改善。这等于赔了夫人又折兵，损上加损，这不是斤斤计较的特朗普可接受的状态。
据此而论，特朗普迟早得与中国达成协议以减少损失，商人是不会做亏本生意的。在美中对立中受惠的国家迟早会发现他们的渔翁之利只是一时的得利而不是长久的。或许中国也看穿了特朗普的斤斤计较本色，而不惜跟他对著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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