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是新加坡独立50周年，今年7月份的《经济学人》为此设了一个“新加坡的特例性”的专题。新国总理李显龙也强调，新加坡毕竟得Exceptional才能生存。
说到特例，有些国家如美国与英国，也爱突出其特例性；只是，不同国家也有其与众不同的特例，如美国缺乏封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英国有其岛国心态，认为它与欧洲大陆有所不同。至于新加坡，确也在许多方面与东南亚诸国很不一样，如在廉洁度与国家竞争力方面，它常名列世界前几名，是亚洲国家中少见的特例。就较全面的人类发展指数言，在2013年，它的得分90，世界名列第9，亚洲名列第1，比香港、日本、大马（名列全球第60名）高得多。
同理，从人均收入的角度看，它名列全球第15，人均收入高达5万多美元，比日本、香港、韩国还高。可以说，从国家能力的角度看，它是个强健国。只是，美中不足的是，有人认为，从民主人权的角度看，它可说是个民主赤字国。
按照《经济学人》智库（EIU）的民主指数，它名列世界第81，比大马的第64还差。这个现象，就引发了一个效率与治理对民主孰重孰轻的争议。如新加坡的民主指数虽低于大马，可客观上，却有许多大马人得到新加坡谋生求发展，而非反之。少数精英与知识分子强调民主人权，可普罗大众却功利主义地往新加坡求发展，也觉得新加坡治安好，住得安心。其结果是大马流失人才，新加坡虽也流失人才，却能从人才流入中得到补偿，甚至面对人才流入过多，被国人诟病的地步，进而陷入移民困境中。
近年来，这个效率与治理对民主的论战也日趋活跃，特别是有关中国与印度的对比，如中国的人类发展指数是72分，远高于印度的58分。中国的人均收入与基础设施也远高于印度。在全球化进一步激化竞争的背景下，这个效率与治理对民主的争议已变得更为复杂，而不像往昔一样，一边倒地偏向选举民主。对有志于搞民主化运动的人士言，这是个值得深思的课题，光谈民主人权而拿不出政绩来，已不足以服从。实则，自1980年代以来，这个世界变得日益重视实力、实利、效率与竞争力，而不在那么单方面地突出意识形态。有者甚至说，这是个脱意识形态的实利时代。
硬心肠公共政策
就新加坡而言，它的特例性大体上在于，它不盲从教条，而较注重实际，从实际出发，其执政精英是理性的务实主义者。表现在政策上的便是，严父型的相对硬心肠的公共政策，如其日趋复杂的中央公积金制度（CPF），便很注重自力救济，自食其力，而不那么大方。目前，这个缴纳额高达37%（雇员20%，雇主17%）的制度，已发展为更具多元功能的集养老、医疗、购房等多功能于一身的综合保障制。它与发达国通行的社会安全保障的基本区别是，它著重个人自救，只有无法自救时，政府才伸出有条件的援助之手。应该说，这是个较具可持续性的制度安排。
从治理方式上言，其执政精英虽是受英文教育者，可有趣的是，它走的却是较类似德国与北欧统合主义路线，（也译法团或社团主义）。这是种较著重国家群体利益与各阶层相互合作，而非对抗的执政理念。如它强调国家、企业与工会的三方协调与合作，而非英美式的对抗。实则，1980年代以来，英美等国的社群主义者便已发动对过度强调个体主义的批击。有位社群主义者DanielBell甚至认为，新加坡或中国式的政治贤能体制有其长处，（见Bell，中国模式，政治贤能主义与民主的局限一书，2015）。
说到贤能主义，它本身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而非新国的特色；只是，在新加坡，贤能主义（或单纯的实绩制、能力主义制）则被突出到一个足以掩饰民主不足的高度。或许，这也是一种执政策略，也是巩固政绩正当性的重要手段。实则，所谓民主，也是一种正当化政权的手段，是手段而非目的。早在百年前，中国的适者生存论者严复便指出，西方是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而非民主高于一切的世界。
英美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便常说，有自由而无秩序是放纵，有秩序而无自由是专制。它们追求的是法治先于民主的有秩序的自由。美国开国者之一的Hamiton（此人是经济民族主义者）便说，极端的民主是不切实际的。
至于适者生存，应该可以说是新加坡执政精英集团的根本人生哲学。它的公共政策多围绕著竞争力展开，是个唯竞争力主义国。不论好坏，它的成就（或许也是缺点），便是特别突出新国的脆弱性与生存哲学，如这是个地处马来海洋中的没有丰富资源的资源短缺国。在这种短缺条件下，它必须如日本、韩国一样，得突出人力资源，人才治国，必须做到尽可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力，货畅其流”（这16字真言本出自孙中山）。
在这种脆弱性与危机意识下，就较易产生整体利益，长远利益大于局部利益，个人短期利益的思路，进而抑制了个体主义的发展。同理，当前中国也一直强调外国，特别是美国与其外国组织想颠覆中国的阴谋论，进而巩固大一统，这是个民族主义对民主的激烈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