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两起涉及马来西亚留学生的刑事判决，再次将台湾司法推上风口浪尖。不少网民对台湾司法加以批评，甚至讽刺台湾是“杀人犯的天堂”。这源自于两位加害人均未被判处死刑，或是原本的死刑判决被撤销，引发民众强烈不满。
这两起案件，分别是2020年长荣大学锺姓女学生遭性侵杀害案，以及2022年铭传大学蔡姓女学生命案。前者的加害人梁育志原先被高等法院判处死刑，但最高法院近日撤销该判决，发回高等法院更审。后者的加害人陈柏谚则在2025年3月的高等法院更一审中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10个月。
表面上看，两名犯人“明明杀了人却逃过死刑”，这样的结果自然引发社会情绪，但如果仔细了解台湾的司法制度，就会发现目前的判决都不是最终的判决。
台湾的司法诉讼采“三级三审制”，“三级”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与最高法院，“三审”则是案件最多可经历三次审理。举例来说，如果任何一方不满意地方法院的判决，可以上诉至高等法院，以此类推，直到最高法院作出最终的判决。
在锺姓女学生案中，最高法院认为高等法院的判决在证据调查与理由论述上存在缺失，因此撤销原判，发回重审。这并不代表最高法院认为梁育志应该免死，只是判决过程有瑕疵，需重新审理，案件目前仍在高等法院阶段，尚未定谳。
至于蔡姓女学生案，目前也是在高等法院阶段，家属已表示不服判决，要求检察官提起上诉。因此，案件仍可能进入第三审，由最高法院作出最终的判决。
虽然“三级三审”可能导致诉讼旷日废时，但也正是这个制度，让每一个案件都经过不同法官的审理，降低个别审判者误判的风险，保障司法的严谨程度。
这两起案件中的加害人，毫无疑问都犯下极其严重的罪行，是多数人眼中的“坏人”。然而，司法制度的价值就在于，即便是坏人，也必须受到法律保障，包括辩护与上诉的权利。
例如梁育志的辩护律师皆来自法律扶助基金会，该机构的使命就是为无力负担诉讼和律师费用的人提供法律协助，确保基本人权不因经济条件而受限。给予加害者上诉机会，也是为了让案件更周延，而不是放纵罪犯。
当然，每一次的审理都可能使受害者家属再度经历伤痛，加上他们远在海外，若要亲自参与每一场庭审，经济与精神成本都极为沉重。因此，台湾在司法程序之外，确实应该提供完整的心理支持与经济援助机制，让家属在漫长的司法路途中得到应有的照顾与尊重。
如果我们真正关心这些案件，就不应仅盯著“有没有判死刑”这个单一指标，而是应该进行各种层面的思考，例如台湾是否应加强对受害者家属的关怀与支援，避免讨论过于单一。社会舆论固然可以表达不满，但我们也应避免情绪主导理性思维，将事件无限上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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