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关税战能否彻底执行？应该说，它只能执行到一定程度。之所以在于美国的货物贸易逆差是个长期积累形成的结构性问题，是无法在短期内彻底解决的，它只能循序渐进逐步落实，而且也多限于高增值产品，而不是低增值产品，如衣服、鞋子类产品，不是高工资美国具有长期竞争力的产品，就这类低增值产品言，让中低收入国生产会更符合国际分工成本与优势，即有利中低收入国，也有利于美国。
从国际经济贸易理论角度看，让中低收入国生产低增值产品，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中低收入国的收入水平，从而更有能力消费美国产品，特别是在服务贸易领域。
许多人只看到美国在货物贸易上的长期逆差，而忽略了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与顺差国；仅是2024年美国在服务贸易的顺差就高达约2950亿美元／1.2兆令吉。
何以会出现这种差距？主因在于美国的经济结构。美国的经济结构，从生产的角度看，服务业占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约80%之高，而工业仅占约18％，其中制造业占约12％，农业占约1％。
这个产业结构决定了美国的在货物生产方面是处于弱项。此外，美国经济的一个特征是，自1970年代以来便出现了相当程度的脱工业化趋势，特别是进入1980年代后，制造业空洞化更是加速进展。
吊诡的是，这个脱工业化进程反而使美国在1990年代进入高增长低通膨的新经济阶段。在1990年代，美国出现了多年的高增长低通膨，甚至使联邦政府出现好几年的财政盈馀。当时主流经济学界均认为经济形势一片大好，直到2000年出现互联网泡沫危机后，才形势逆转，使美国联储局实施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其后果之一便是金钱游戏泛滥，有门路的人，甚至大企业均把经营重心从实业转向快速致富的金融，加剧和加速了美国的经济金融化，这个过度的金融化便是2008年次贷危机的元凶。
经历过次贷危机后，美国才觉悟到制造业重要性，而提出了要再工业化的主张；只是，这个觉悟来得太迟，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已高度化到难以回头。要重振制造业，可说知易行难，即便政府要用强制手段，重振制造业也非一朝一夕可成，而需要长时间才可能实现，而且也有其局限。
以苹果手机为例，何以主要生产基地是中国？原因很简单，中国有市场规模与所需人才以及相关强大的支援产业，而且苹果手机是卖到全世界而不仅仅是美国。若在美国生产，不但不能立即实现，从市场出路来看也行不通。在美国生产固然可避开关税，可生产成本太高，会使这款手机失去全球竞争力，从而可能失去全球市场，结果反而是因小失大。
毕竟，美国只是一国，其市场规模再大也不大不过全球市场，更何况中国、韩国也具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苹果手机是如此，其他可以依此类推。
美国产业结构
伸言之，高增值产业回流美国不可能是全面回流，而仅能是局部回流。全面回流等于自杀自毁前程。这是客观事实，不是特朗普的主观意愿可以逆转的。美国的跨国企业会大量出走自有其市场因素作用。美国企业若考虑美国单一市场，而置全球市场于不顾，其后果便是自毁长城，自我选择退出国际市场，这不是他们愿意做出的选择。
至于何以美国会长期出现贷物贸易逆差这也与美国的产业结构有关。从消费的角度看，美国的GDP结构中消费占了约82％，其中私人消费占68％，公共消费占约14％，而投资仅占约20％，而进口额长期超过出口额约3％。这就是逆差长期化的结构因素。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2024年GDP约29兆美元／125兆令吉，比中国的约19兆美元／82兆令吉多了约10兆美元／43兆令吉，而且美国人爱消费较不爱储蓄。高人均收入加上爱消费文化，使美国成了许多国家的货物出口对象，特别是外向型出口导向经济体如中国、台湾、韩国、越南、泰国、大马等。这也是何以这些出口导向国会受到关税大棒重大打击的主因。这些经济体或早或晚均得多元化他们的出口对象，减沙对美国的出口依赖。
只是这也需要时间来调整，而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美国要对这些国家加大出口额也有相当难度，主因在于美国的出口产品主要是农产品，能源、武器与高科技产品，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又受制于政府的限制。据此而论，短期内也很难改变这个趋势。
结而言之，关税战若硬要强制彻底执行，只会造成双方的混乱。这个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是需要长时间来解决的。
要看最快最熱資訊，請來Follow我們 《東方日報》WhatsApp Chann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