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2024年大马教育文凭考试（SPM）成绩公布，全国平均积分为4.49分，优于2023年的4.60分，并创下自2013年以来的最佳纪录。尽管整体表现令人振奋，但几家欢喜几家愁，东马地区学生缺席的现象尤其引人关注。
在沙巴，2024年SPM考试缺席人数录得905人，比2023年的984人略有下降，减少幅度约0.23%。沙巴教育总监拿督莱欣赛丁指出，大多数缺席者来自B40低收入群体，部分学生因家庭经济压力，不得不放弃学业，提前踏入职场养家。尽管校方通过持续劝导、派发宣传单张、通知考试安排等方式，努力促成学生返校应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贫困带来的现实选择，仍然难以彻底改变。
砂拉越的情况亦同样严峻。砂教育局局长奥玛马里坦言，砂拉越有800名考生缺席SPM考试，其中大多数早已决定不应考，理由主要是需要工作养家，少数则因长期患病。他强调，尽管校方和教师尽力奔走，甚至亲访学生住家与工作场所劝说，但在经济困境面前，教育显得异常脆弱。这一切无不映照出，当生存压力成为日常时，教育理想便只能被迫让位。即使校方努力再多，贫困带来的无形枷锁，仍然使不少年轻人无法走进考场，更难走向未来。
“穷教育还是饿肚子”两难之间
“穷教育，还是饿肚子？”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摆在许多沙巴与砂拉越家庭面前的真实抉择。对大马城市中产阶层而言，中五学生放弃SPM考试似乎不可思议；但在东马的贫困乡村，孩子们上学的成本远远超过学费本身。
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学术研究会（HRMARS）于去年12月29日在学术期刊上发表的文章《Students Dropout in Rural Schools in Sarawak: Caus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砂拉越乡区辍学生：导因和解决方案》指出，有些父母送孩子往返学校一趟就需要消耗一桶燃料（约120令吉），才能把孩子送到距离长屋3小时船程的学校里。把这些交通费、伙食费、因送孩子上学而无法进行工作的时间成本等等加起来，甚至连一般城市里的工薪家庭都不一定负担得起，更别提许多一天不工作就一天没收入的低收入户。这并非他们不重视教育，而是贫困让他们无力承受等待知识改变命运的漫长过程。
当生计成了迫在眉睫的难题，理想不得不让位于眼前的求生需求，他们只能无奈地作出取舍。
沙巴和砂拉越长期存在学校与学生家庭距离过远的问题，这直接影响了教育公平与学生出勤率。根据Malaysia Indicator的数据，沙巴有9.7%的家庭，砂拉越则有14.2%的家庭，距离最近的政府学校超过9公里；相比之下，吉隆坡与布城的学生通常在5公里内即可到达学校。
所以，尽管教育局官员努力派发宣传单，教师亲自登门劝导，但是这些单靠动员与劝导显然无法解决最根本的问题——经济压力。这些学生并非不了解SPM文凭的重要性，只是他们无法承担以短期失收换取长期回报的“机会成本”。一边是眼前急需的家庭收入，一边是看似遥远且充满不确定性的升学或就业前景，在贫困环境下，他们根本无从选择。
基础设施短缺也是一大原因
在沙巴，除了交通与距离问题外，稳定的电力供应、网络连接不良等基础设施短缺，也进一步影响了学生的学习与出勤。这些结构性问题，不仅拉远了边区学生与城市学生之间的差距，也使得他们在教育起跑线上早早处于劣势。
此外，学校本身设施老旧、资源匮乏的问题同样严峻。在沙巴偏远乡区，许多学校建筑破旧，教学设备短缺，进一步加剧了教育不平等。这些问题不仅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体验，也让教师的教学工作困难重重。比如疫情期间，学生需要爬到树上考试，还有多年前社交媒体曾广泛流传沙巴纳巴湾小学生以空中滑索、竹筏渡河上学的视频，都赤裸裸揭示了东马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的严重匮乏。
为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和相关机构需要采取综合措施，包括改善交通基础设施、提供交通补贴、升级学校设施以及加强对乡区教育的投资。只有通过系统性的改革，才能真正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确保每个孩子都能平等地接受教育。
从沙巴与砂拉越SPM缺考现象来看，我们不能单纯把问题归咎于学生个人或家庭“不重视教育”。在穷困面前，教育固然重要，但一张文凭难以立即换来米粮与薪资，这才是这些年轻人最真实的挣扎。当国家谈论提升教育水平、迈向高收入国时，也必须认真反思：在某些角落，有太多人仍然在为最基本的生存而奔波。
穷教育还是饿肚子？对于许多沙巴与砂拉越的孩子来说，这根本不是选择，而是他们被迫接受的命运。改变命运，需要的不仅是劝说，更是彻底改革和真正的社会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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