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原应是校园生活中最具活力与教育意义的盛事。它不仅承载著体育竞技的精神,更是学生培养合作、坚韧与自我突破的宝贵机会。然而,当一项教育活动逐渐远离其原本初衷,演变成资源负担与集体压力的来源,我们有必要停下脚步,深思其方向是否仍贴近教育本质。
近期,首都某学校发布通告,宣布将于武吉加里尔国家体育场举办为期两天的年度运动会,并将该活动视为正式的上课日。不论是否参与任何项目比赛,全体学生受校方强制出席,并需在清晨7时30分前抵达,直至下午4时才能离开,如不出席视为旷课。初中生若需交通安排,必须缴付车资以搭乘校方巴士;其他年级则受“鼓励”自行搭乘公共交通前往现场。饮食方面亦由校方统一提供,学生需另缴伙食费用。
这一幕,看似不过是一次普通的校务安排,细细一读,却让人不禁联想起近日中国刚收官的连续剧《长安的荔枝》——那一颗从岭南高州府出发,历经千山万水、无数调动、死伤与损耗,只为最终能在长安宫廷里让贵人尝得一口“新鲜”的甘甜。当教育也开始走上这种“运荔枝”的道路,为的是展示“办得起”、“看得大”、“调得动”,我们是不是该停下来问一句:这一切,到底是为了谁的满意而展开?一场表面上是为学生而设的活动,却在“强制出席”、“自费承担”、“交通自理”的多重前提下,暴露出教育资源运作中所存在的制度矛盾与执行偏差。
形式主义压倒教育实质
首先令人质疑的是,为何运动会非得迁离校园、移师国家级体育场?若学校原本已有操场或标准跑道,为何仍要劳师动众动用大量人力与资源,远赴外地举行?曾几何时,校园里的泥地跑道、啦啦队的呐喊声、同窗间的助威加油,构成了最真实且动人的青春记忆。而今,似乎只有场面宏大、规格齐全的场所,才能满足某种“展示性”的诉求,才被视为有份量的教育活动。
学生成为“全员到场”的动员对象,仅为充实场面与数据,这不仅本末倒置,更削弱了运动会的教育意义。教育不是演出,学生更不应沦为衬托氛围的布景板。
安全责任模糊,风险转嫁家庭
其次是安全与交通安排的考量。校方虽为初中生提供收费交通选项,但其他年级学生被要求自行前往,并受建议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表面上看似提倡自主出行,实则是将交通与安全风险完全转嫁至学生与家庭。
年纪尚轻的学生是否具备独立通勤的能力?一旦在往返途中遭遇意外、延误或迷路,责任该由谁承担?在一项被视为“上课日”的校方主导活动中,却未提供统一的安全保障与监护措施,岂不令人忧心?
更令人玩味的是点名制度:每40分钟一次报到,如钟表般精准。这是运动会,还是纪律大会?学生在观众席上如同列队等待“点卯”,老师则如同官差巡视,唯恐一人溜走,便误了“大局”。这不是管理,而是“不信任”的反映。老师与学生皆被制度拴紧,成为一场形式的工具。体育场,本应是挥洒汗水的场地,岂能变成“轮班点名”的打卡台?
几近强制缴费制度,模糊公平底线
此外,尽管通告中声称车资与餐费“依需要缴付”,但在执行层面,相当一部分学生若不缴费将难以参与,已构成事实上的隐性强制。30令吉的车资加上一餐13令吉的膳食费用,虽非高昂,却并非对所有家庭而言都毫无负担,尤其是在多子女或经济拮据的家庭中。
若教育活动变相成为学生“自费参与”的制度常态,那么必须同时提供明确的选择权、退出机制与经济豁免条件。否则,不但形成教育上的不公,更逐渐混淆了教育与商业行为之间的界线。
教育应回归合理、尊重与关怀
教育的核心精神,在于合理性、尊重个体与制度的关怀性。任何一项涉及全体师生的大型行政安排,都必须以学生的利益为前提,而非以场面宏大为目标。运动会的本质,是鼓励体能锻炼与团队精神,而非考验学生的顺从程度、经济承受能力,或通勤效率。
我们并不反对运动会,更不否定大型校外活动的价值。然而,所有教育活动的第一标准,必须是:“是否真正符合学生的实际利益?”
若一项活动无法兼顾学生的安全、成本、意愿与学习效益,仅追求所谓“声势浩大”,它就不再是教育,而是表演。它不再关心学生的体验,而是专注如何把“活动办起来”,以便向上“呈报”时,能多写几句漂亮的词藻。
教育不能被“看起来很好”所迷惑
《长安的荔枝》中,圣人只为贵妃一笑,动用了整个南方邮驿系统,使得官员万里奔袭,不惜一切代价把荔枝送到长安。今日这所学校的运动会,虽不涉帝王,但若为了一场“排场式教育”,同样动用了全校之力,层层管理,学生自费、老师加班,甚至家长担忧——
那么,学生所尝的,还是成长的果实吗?还是只是另一颗被赶著吃下的“制度荔枝”?
我们呼吁校方三思:别让学生成为你制度里的荔枝,别让一场原本属于青春的盛事,沦为行政体系里的风景线。
若不能诚实面对这个问题,那么再高规格的场馆、再完整的流程、再齐整的队伍,也不过是表象之下的一场集体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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